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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是臺胞主要祖籍地之一。據1926年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顯示，當時全臺灣漢族居民為375.16萬,祖籍福建者312萬人，佔83.1%。其中泉州府籍佔44.8%,永春直隸州籍佔0.6%。
目前，見諸譜牒最早記載移民臺灣的有現德化縣龍井村蘇氏之1938年刻本《龍井蘇氏族譜》，該譜牒收錄蘇氏七世祖蘇欽于南宋紹興三十年庚辰（1160）撰寫的《德化使星坊南市族譜》序文中，記載有族人"散居臺灣"。其後，在永春岵山陳氏、南安豐州陳氏譜牒中有元代族人遷臺記載，晉江安海顏氏、吳氏。惠安東園莊氏有明弘治至嘉靖年間的族人開基臺灣記載。這些，在兩岸關係史上應是最早的遷臺移民文字記載。
明代後期，泉州人開始有組織的大規模渡臺，最著名的如，天啟年間（1621-1628）漳州海澄人顏思齊、泉州南安人鄭芝龍為首的海上集團在笨港（今嘉義北港鎮）登陸開發，泉漳移民已有三千余人；崇禎元年（1628）鄭芝龍歸降明政府後，時值福建饑荒，在福建當局支持下，召募數萬沿海災民，"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船舶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為田。"特別是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鄭成功揮師東渡，驅逐荷夷收復臺灣，所部將士三萬七千余人以家鄉泉州子弟兵為主，清政府的"遷界"政策又逼使流離失所的大批沿海居民相繼渡海，加入鄭氏政權開發臺灣的行列。此階段泉州先民遷臺難以計數，據粗略統計，至少有一百余個姓氏人丁入臺。
鄭氏政權結束後，從清康、雍年間開始，至乾隆、嘉慶年間，一水之隔的泉州人紛紛移居臺灣，形成波瀾壯闊的移民潮。尤其是1784年清政府開放蚶江與鹿港對渡，充許攜眷往臺，成為大陸人民興起開發臺灣高潮的轉折點。地瘠人稠的泉州，從沿海集鎮到山區偏僻鄉村，仕農工商百業人士，父子相率、兄弟相邀、夫妻相隨，舉家舉族一波一波的東渡遷徙。幾乎是無村不遷臺。晉江東石玉井蔡氏清代遷臺數百人，至1947年，分居臺灣人口已達三萬人；石獅玉山林氏清代先後遷臺近千人；南安霞宅陳氏從清初到民初遷臺子孫約二千人，從第九世開基臺灣後，第十世至第二十世每代有數十到數百人往臺灣繁衍分派；安溪大坪高氏分上派下派共13房，清乾隆初起，其中有11個房祧派下子孫紛紛遷居開發臺北盆地，現在臺北地區就有4萬人。其例不勝枚舉。在日據時期，泉臺人民之間的來往雖受到一定阻撓，但始終沒有中斷。抗日戰爭勝利後，泉州人又數萬人相斷東渡，他們中包括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人員，為臺灣各方面的建設作出各自的貢獻。
東渡的先民秉承泉州人"打拼"的天性開基臺灣，艱難創業之初，以血緣鄉情為紐帶互助相扶，在寶島開辟了星羅棋布的血緣聚落、同鄉聚落，冠以家鄉地名、先祖名字，激勵後世飲水思源，永記水源木本。泉州在臺灣的血脈分支與祖家的聯係從來不息，許多家族或派子孫回居留根故鄉、或捐置祭祀業產，倡建宗祠、共修族譜,先人騎鶴西去，也要在墓碑上留下"泉州府"的印記。在海峽不寧的環境中，臺灣的同胞不但將先輩的遺訓代代相傳，更有許多諸如彰化粘厝莊宗親跨海尋找晉江粘厝村、臺灣郭氏宗親憑祖先口授地名輾轉找尋南安蓬島祖家之類的動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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