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執法名義進行罰款、收費過多過濫的現象，近年來在全國各地不同程度存在。這些所謂的“執法產業”嚴重侵蝕法治社會之基，國家應該在建構制度層面的權力監督機制、改變執法者的執法觀念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更加健全的財政秩序來遏制其泛濫。
以執法名義“創收”現象不勝枚舉
文章指出，近年來，以執法名義“創收”的現象不勝枚舉。如江西某縣工商局公平交易局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員公開叫價，向化肥生產和銷售企業收取所謂的“市場服務費”、“市場咨詢費”等，為劣質化肥進入市場大開綠燈，並承諾“免檢”，成了劣質化肥的“保護傘”；陜西某縣工商局多次在高速公路收費站處，以貨物有質量問題為由，強行對入境的貨車進行攔截罰款，數額一般都在萬元以上，而且不出具任何憑證。
在郴州境內一段不到25公裏的高等級公路上，交通執法部門設立的限速標志牌和雷達測速牌達40塊之多，有的地段甚至限速20公裏。由于限速過低，有成千上萬的司機在這條路段上吃過罰單。甚至發生過同一輛車在1個小時內受到3個交警大隊超速罰款的情況。
湖南省郴州市市民李國賓因不滿市交通隊的“超速罰款”行政處罰決定，將之告上法庭。5月15日，這起因罰款500元引起的“小官司”告一段落。經過審理，郴州市北湖區人民法院當庭判決李國賓勝訴，撤銷郴州市交通隊對李國賓的處罰決定。
2006年2月，吉林省公主嶺市公安局施行績效考評制。該局規定：把罰款的10%作為獎金返還給個人，20%返還給執行罰款的基層單位；將罰款數額與績效考評挂鉤，實行末位淘汰。
這種以高額獎勵加末位淘汰的制度，在民警中引發了一場執法罰款比賽。2006年，公主嶺市公安局罰款收入高達1600多萬元，僅交警罰款就有1100多萬元。財政部門將罰沒收入全額返還，局裏在其中拿出110多萬元作為罰款獎金下發，50多名一線交警人均2萬元，罰款最多者拿到了5萬多元。
嚴重扭曲政府公信力
文章指出，執法權一旦與執法者自身的經濟利益挂鉤，法律的天平就必然發生嚴重的失衡，由此造成的社會危害也極其嚴重。
首先，所謂的執法產業無情踐踏公權的社會公信度。記者發現，罰款是《行政處罰法》賦予行政執法部門的權力，可是一些執法者以罰代管，只要收了罰款就對違法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不僅縱容了違法行為，更易導致公共執法權力的異化。執法人員代表著國家和政府來行使執法權力，任何不公正執法都可能降低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也降低了公眾對建立法治社會的信心。
其次，“執法產業”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來自各方面的信息表明，一些執法部門濫用執法權為部門和個人謀取利益，嚴重幹擾市場經濟秩序，危及市場肌體的健康發展。相關專家分析，這其中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執法產業”對當地政府來講，僅僅是一種直接和短期的收益，本質上是在幹一種飲鴆止渴式的蠢事。
記者調查發現，公安局、國土資源局、法院、檢察院等被不少人認為是執法“效益”好的單位，成為人們擇業的首選。“這些單位表面上工資不高，可福利和隱性收入是不可小算的。比如住房，有的人工作一年就可以買單位的福利房。” （作者:楊鐘紅 李松）
編輯：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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