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兩個月的更換，浙江溫州平陽縣993輛公車全部換上了G字車牌（“G”為“公”字的首個拼音字母）。這個特殊“身份證”把這個縣所有公車置于公眾視野監督下，並配套跟進管理措施，以防堵公車私用。據悉，用統一車牌的方法公開政府機關用車，在浙江還是第一次。（8月20日《新京報》）

    近年來，公車私用、公車濫用等“特權景觀”頻現，其規模、范圍、頻率，恐怕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比肩。據溫州市紀委調查，在溫州市一些經濟相對發達地區，一輛公車每年包括駕駛員費用在內，開支不少于6萬元。另有資料顯示，當前公車使用普遍存在“三個三分之一”，即領導幹部公務使用三分之一，領導幹部私用三分之一，駕駛員私用三分之一。這些“黑洞”的存在，不僅加重了財政負擔，也損害了黨政機關形象，令群眾深惡痛絕。

    事實上，早在2004年，平陽就出臺了遏制“車輪腐敗”的新招：全縣除公檢法司等具有特殊標志的車輛外，600多輛公車都被統一貼上“公車”標志，同時公布舉報電話，讓群眾一起參與公車監督。這種“超常舉措”在實施過程中給公車腐敗者帶來一定的成本和相當的心理壓力，讓他們不敢過分放肆造次，引來了一片叫好之聲，並被溫州市、周邊縣市乃至全國其他地區迅速借鑒和推廣。據報道，在公車“貼標”後的一段時間之內，平陽縣的大小排檔、飯館前已很難見到公車的影子。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時間一長，便有人想出了許多應付監督檢查的“歪招”——有的在公車迎親時用“花和月圓”遮住車牌；有的在進入娛樂場所時讓保安為公車“穿上外套”；有的玩起了“變臉”遊戲——給一部公車上兩副牌照，工作時挂公車牌，節假日私用的時候挂普通私牌……平陽紀檢部門在公車“貼標”半年後的一次暗訪中也發現，有55輛公車私用時出現了揭下標志等不規范行為。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挂G牌”便應運而生，成了“貼標簽”的升級版。

    從“貼標簽”到“挂G牌”，雖然對扼制公車私用痼疾有一定的療效，但依然沒有跳出“作風、違紀、自律”之類的認識局限和懲處怪圈。要知道，公車私用的實質是公權濫用，是利用職權謀取個人私利，與貪污受賄、非法佔有公共財物沒有質的區別。但目前我國遏制“車輪腐敗”的文件和禁令明顯過于“疲軟”，不少地方大多是通過加強對黨員幹部的教育和輕度處罰，來力促他們自覺遵守有關規定，很少聽說有人為此丟官或被砸掉飯碗甚至走上審判臺的。

    公車私用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國外，懲處則是非常嚴厲的。在歐美、新加坡等國家，公車私用等同于違法犯罪，官員辦私事只能駕駛自家轎車已成為基本的行為模式，誰也不敢佔公家一點點便宜。一旦發生公車私用行為，往往會面臨嚴厲的甚至是“過分”的處罰。早些年，意大利錫耶納省省長布讚卡因用公車送妻子赴外地旅遊（還是自己支付汽油費），結果被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處了六個月徒刑。

    這些跡象表明，要割除公車私用這一社會痼疾，關鍵不是缺少文件、禁令和“高壓線”，也不是貼上“公車”標簽、挂上“G”牌就能了事，更重要的是要借鑒歐美國家的經驗，建立嚴格的法律規范和權力監督制約機制，在“後處理”上敢于“刺刀見紅”，讓那些膽大妄為者隨時都有丟烏紗帽、上審判臺之虞，才是治本之策。當有一天，真有人因為開公車接送小孩去上學或婚喪嫁娶丟官判刑時，即使不貼標簽，不挂“G”牌，相信也不會有人去闖這樣的“紅燈”的。(高福生)

   編輯：朱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