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
東南亞的物質生產不僅供養了本地區人民，同時還做著世界性的貢獻。
最新版的《亞洲史》寫道，“雞、豬、水稻和水牛，從它們的東南亞大陸區發源地向北進入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南部，這一切，直到向當晚的時期，都發生在一個單一文化區的內部。總之，缺少來自南方的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個，中國的傳統農業是難以想象的。”作者進而寫道，“水稻首先外傳到鄰近的中國，然後才推廣到印度、朝鮮和日本，到公園頭幾個世紀時已經在亞洲農業中佔了統治地位。”
大概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印尼的航海家乘坐雙槳船冒險遠航到東非，給東非及沿途的錫蘭送去了桂皮，並在非洲海岸以外的馬達加斯加留下了他們的語言和基因。
當麥哲倫發現菲律賓後，亞洲以前不存在的新大陸高產農作物，尤其是玉米和馬鈴薯，也通過馬尼拉進入亞洲，大有助于維持中國後來劇增的人口。
在19世紀以前，東南亞地區被譽為財富充盈之地；該地區的發展對與1600年以前的世界歷史的整體性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東南亞對于歐洲的富裕作出了巨大貢獻。東南亞的稻米、食糖、錫、煤、石油、橡膠、木材、纖維原料和煙草伴隨著西方人超越亞洲人的每一步。就拿石油來說，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標準石油公司和緬甸石油公司等，在緬甸中部、蘇門答臘東南部、婆羅洲、文萊和沙撈越等壟斷經營。
如今，東南亞的資源仍是其優勢所在。韓國著名的學者鄭德龜近日在其《東亞各國的合作及共生關係——大三角和小三角的構想》一文中勾畫的亞洲三角藍圖——東北亞（中日韓）+印度+東盟，就是要充分利用東北亞的制造業、技術，東盟的天然資源，印度的IT技術和服務主導的國際分工結構，就可以取得均衡的發展。
精神
東南亞似乎也孕育著一種特別寬容的精神。
寬容精神首先表現在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上。最早有記載的東南亞實際上是位于印度和中國之間，橫跨亞洲內部主要海上貿易通道的一係列半島和一串串島嶼。二戰之前的東南亞史研究也傾向于研究印度、中國、伊斯蘭解釋、西方世界對東南亞的塑造和影響，而忽視或者較難對東南亞自身的社會歷史變遷作詳細的考察。《劍橋東南亞史》發現，東南亞的自主性是被慢慢發掘而來的。“認為史前這一地區不過是更先進的印度和中國文化的附屬物這種觀點太過簡單，東南亞與歐亞其他地區一樣，也擁有復雜的史前適合與生俱來的創造力。”早期的東南亞人最早比較主動地接受了印度和中華文明，並從印度人和阿拉伯人那裏接受了伊斯蘭教。當歐洲人初來乍到時，與過去一樣，“東南亞人把強大的外族人的到來視為交流思想和商品的一個好機會”。
寬容精神也體現在對婦女的態度上。的確，完全不同淵源的東南亞文化放寬了伊斯蘭教某些嚴厲教規，這一點特別表現在對待婦女的態度上，因為東南亞歷來比其他任何主要文化更講究男女平等。傳統上，東南亞的性別歧視不如印度、中國或日本嚴重，它的大多數地區文化包含有入贅婚姻、婦女控制和繼承財產以及婦女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等內容。財產一般按女性家世繼承，孩子常用母親家庭的姓。婦女也常常被任命為外交或商務談判代表，因為她們被認為比較理智，也較少受到男人們喜歡故意咄咄逼人或“榮譽感”等情緒因素的支配。
寬容還體現在對集體的態度上。請看《亞洲史》的最後一段：幾乎所有亞洲社會都把集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他們幾乎全都認為，各種努力、成就和責任都是集體的。這種態度深深植根于亞洲傳統之中，而且可能恰恰是亞洲傳統的最基本要素。亞洲高速現代化的強大深層基礎乃是他的傳統價值觀和傳統方式。
寬容還體現在對分歧和衝突的態度上。《紐約時報》曾于2000年報道密歇根大學心理學教授理查德·奈斯比特博士的研究結果。他發現東亞人的思維方式較為容忍分歧。在經歷了殖民統治和冷戰期間的地區性戰爭之後，現在的東南亞已經顯示出是世界上最為和平與繁榮的地區之一。“這簡直就是一個歷史奇跡，東南亞在人種、語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樣性甚至比歐洲的巴爾幹還要顯著”。
動力
東南亞地區被山脈和海洋分割得支離破碎，語言和文化上的多樣性則更為突出。按照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裏的說法，東南亞是大國爭雄的天然場所，東南亞小國只能是棋子而非棋手。因此，東南亞的歷史發展到二戰以後，聯合自強的集體主義精神就成為東南亞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動力。
《劍橋東南亞史》稱：作為政治實體的“東南亞”這一概念是在二戰期間偶然產生的。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會議上，西方盟國決定建立一個單獨的“東南亞戰區”，包括緬甸、馬來亞、蘇門答臘和泰國。1945年召開的波茨坦會議把東南亞戰區擴展到包括荷屬東印度的其余部分以及印度支那北緯16度以南地區（只有越南北部，菲律賓和老撾不包括在內）。這樣一種軍事上的權宜之計為東南亞地區提供了富有凝聚力的框架。而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認為東南亞地區是一個單獨的地理政治區。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感嘆道，“我們這些在地緣上靠得這麼近的鄰居，實則形同陌生人，畢竟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殖民統治的不同勢力范圍把我們隔離開來，互不往來。”
東南亞的集體主義更多的是通過東盟發展壯大表現出來的，這些都被本地區的資深政治家李光耀看在眼裏。
“1967年8月，在區域形勢極度不明朗的情況下，東盟成立了。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五國外長在曼谷聚首，在一個低調不鋪張的儀式上，聯合簽署了成立東盟宣言。東盟組織簽署國定下了崇高的目標：誓言要加速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促及和平穩定，在農業與工業方面進行合作，擴大貿易。”
但當時的李光耀“未對這些目標抱有太大的期望”，因為“東盟的成立是為了團結區域各國，預先增強實力。”正如，李光耀的預料，“我們花了整整十年的光景，才培養出組織內的凝聚力，確定了活動的方向，讓領袖和官員有充裕的時間彼此認識，相互估量調適”。到了80年代中期，李光耀的評價就變了，“東盟作為理性的第三世界組織的聲譽日隆，逐漸成為發展中世界最有活力的區域組織。……東盟逐漸發展成一個深具凝聚力又能貫徹始終的組織，對主要課題採取一致的立場。從澳洲、新西蘭到日本、美國和西歐國家，越來越多國家要求成為東盟常年會議的對話夥伴，討論政治和經濟問題。”後來，柬埔寨問題加強了東盟國家的合作團結，但柬埔寨問題的解決反而從某種程度上削弱了東盟的合作團結。
80年代末期，在中國和印度相繼開放吸引外資後，東盟與1992年開始決定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標志著東盟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過去，由于各成員國仍然極力維護本身的主權，因此東盟的目標是處理成員國之間的關係，在政治問題演變成衝突以前協助化解糾紛。今後，東盟自由貿易區將促使東南亞各個經濟體更進一步融合。”“東盟地區論壇（1994年成立）也標志著東盟在政策上的改變，由排除列強到接受主要強國為對話夥伴，就區域內的安全課題進行討論。”
隨著1995年越南、1997年老撾和緬甸、1999年柬埔寨的加入，東盟終于實現囊括十國的夙願。
亞洲金融危機後，東盟倡導並不斷完善東亞合作機制，東亞國家達成建立“東亞共同體”的長遠目標。目前，東亞合作形成以東盟為主導，10+3為主渠道，東亞峰會（10+6，除10+3的東盟和中日韓外，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也是峰會成員）為討論東亞戰略問題論壇的基本發展態勢。這基本上體現了東盟對于地區合作的設計和實施藍圖——引導和塑造以東盟為核心的亞太地區秩序。新加坡外長楊榮文稱，“東盟的戰略應是發揮東南亞自身優勢，與所有主要大國保持良好關係，讓每個大國都從東盟的發展和繁榮中受益”，“東亞首腦會議將幫助我們在亞洲建立以東盟為中心的長遠的和平與合作框架”。
冷戰結束後，東盟意識到，要保證本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不能靠一個大國主導，而是要把所有大國拉進來，在大國間縱橫捭闔，借力打力，從而形成大國互相牽制並加大對東南亞的戰略投入的態勢。這最符合東盟利益。長期以來，東盟邀請各大國作為全面對話夥伴討論雙邊關係，即多個東盟＋1。至今，東盟基本搭建起了以其為核心的大國平衡戰略框架，分別與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歐盟、俄羅斯和美國建立了東盟+1合作機制，並談判建立自貿區，還與除美國之外的所有亞太大國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由此來看，東盟在亞太地區創造了一個類似中國折扇的關係框架，東盟是扇柄機樞，而多個10+1則是支撐作用的扇骨。這構成東盟實施大國平衡戰略的基本框架。
進入21世紀以後，東盟進一步提出要在2020年前將東盟建成經濟、安全、社會和文化等三個共同體的長遠目標，並抓緊制定《東盟憲章》，以進一步增強凝聚力，應對來自各方的挑戰。
總體而言，東盟是個值得尊重的，有戰略眼光、行動能力和創造力的組織。
一是其根本性質已發生轉變，由冷戰時期的“反共集團”變為全球化時代地區合作的主要實踐者、倡導者和推動者。
二是其倡導的東盟方式，不僅對維護本地區穩定具有正面的意義，也有望成為未來地區合作的主要參考模式之一。
三是東南亞初步建立以東盟為核心，以中、美、日、印、澳等為夥伴國的“大國平衡”體係，有利于地區穩定。
四是其應對跨地區危機和非傳統安全挑戰的經驗，對于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組織均具有較好的參考意義。
五是東盟提出將“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作為參加東亞峰會的必備條件之一（除美國外的亞太大國均以加入），頗具某種形式的國際法的意味，體現東盟軟實力的增強。
東盟正在為將以上趨勢鞏固化和長期化而努力。
值中國總理溫家寶同志即將出席東盟係列峰會（12月11日-14日）之際，粗粗回顧東南亞在物質、精神和動力層面給地區和世界作出的歷史貢獻，我們就會發現，趨向于和平發展的歷史是各方合力塑造的，決不是非我莫屬；我們就會明白，中國應給于這個地區，這個組織，這些國家以更深的理解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