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大于法，部分官員成為免受法律約束的“法外公民”，人民群眾利益就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維護。吳天喜被供出後不被採取法律行動的事實，無疑是對此不易法則的殘酷明證。

    在河南鎮平原政協副主席吳天喜被捕的半年前，已有受害者到當地公安機關報案，並且供出了吳天喜的名字。但是在受害少女供出吳天喜後，吳天喜並沒受到任何影響，而是繼續作案，致使更多的無辜少女相繼受害。（4月27日《廣州日報》）

    當地公安機關在吳天喜被供出後“按兵不動”，是一種行政不作為，也是對吳天喜惡行的一種縱容。後來的受害者難免會對自己的舉報效用產生懷疑，並可能在擔憂受到打擊報復情形下放棄舉報。在吳天喜一案中，一名受害學生家庭最終選擇了沉默，其父親說：“吳天喜是名人，勢力大，也不敢報案，怕遭報復”。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受害者報案後吳天喜即被繩之以法，受害者家庭也就不會懼于舉報。

    當地公安機關在受害者舉報後不對吳天喜採取法律行動，或許與其是鎮平縣政協副主席不無關係。縣政協副主席在當地屬于“四大班子”領導成員之一，所以當地公安機關懼于對其採取強制行動。而自從今年4月份鎮平縣“兩會”後吳不再任政協副主席，當地警方隨即將其抓獲上也可得到印證。

    吳天喜被供出後毫發無損並得以繼續其惡行，在某種程度上是權大于法在該案件上的體現。權大于法，部分官員成為免受法律約束的“法外公民”，人民群眾利益就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維護。吳天喜被供出後不被採取法律行動的事實，無疑是對此不易法則的殘酷明證。

    因此，除了應依法追究當地公安機關的行政與法律責任，更需從制度建設上消弭權大于法現象。唯有權力與官員受到法律的有效約束，與權力、官職伴生的惡行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魏文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