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從2007年初開始，關于國際投資銀行壟斷中國資本市場“話語權”的言論便層出不窮。論者謂，這些國際投行濫用自己的研發優勢，在中國資本市場雄起的時候一味唱衰打壓，尋找最佳買點；而在暴跌時落井下石，加速市場恐慌，為他們成功抄底制造輿論攻勢。于是，中國資本市場就喪失了自己的話語權和定價權，而追隨這些國際投行的指揮棒翩翩起舞，成為它們瓜分中國經濟增長成果的筵席。

    上述言論難免被貼上“經濟民族主義”的標簽。但不可否認，從中國資本市場誕生的那一刻起，無論是遊戲規則還是價值評估體係，均完全移植自資本市場發達國家，這就決定了中國資本市場從誕生起就已經將話語權和定價權完全交給了國際投行，而不是近幾年才開始有這個問題。要知道，國際投行作為有利益訴求的主體，如果認為它們的研究報告完全建立在公正的價值評估立場上，而沒有任何利益訴求，那只能怪自己太傻太天真。

    問題是，隨著中國資本市場在經濟體係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這種由國際投資銀行壟斷中國資本市場定價權和話語權的狀況，勢必造成政府在制定資本市場公共政策時唯國際投行的言論馬首是瞻，從而成為中國金融安全的極大隱患，也給國際投行牟取政策暴利創造了極大的空間，造成中國資本財富的制度性流失。這種狀況，無論在“四大行”改制上市，還是QFII戰略投資中國A股獲取巨額暴利一事上都已經體現無遺，任何一個關注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人無不深表憂慮。

    于是我們看到，在中國資本市場本次“精準”地按照國際投行的預測暴跌50%的過程中，國內打響了一場爭奪中國資本市場話語權和定價權的自衛反擊戰，對于國際投行的唱空言論進行炮轟，並給帶有國際投行背景的謝國忠、許小年們貼上“金融漢姦”的標簽。

    但可惜的是，國內專家並沒有贏得投資者的信任，中國資本市場的曲線似乎更聽國際投行的指揮，特別是，包括巴黎百富勤、摩根大通在內的投行對中國資本市場政策的把握已經到了可怕的地步，無論是加息還是提高準備金率，甚至政府出臺印花稅救市的時機，都基本和他們的預測並無二致。相反，本土的專家從5000多點開始就失去了對大盤的正確研判，誤導投資者迷失在政府“救市”的幻覺中，最後導致恐慌和大規模崩盤。毫無疑問，國內專家無論在專業水準還是對政策的把握上，都已經和國際投行不能相提並論，也已失去投資者的信任和專業公信力。

    而投資者之所以寧可相信“帶頭大哥”之類草莽英雄而不聽信本土專家的判斷，根子在于我們的“專家”其實並不“專”。真正對資本市場精髓有深刻領悟，並能對資本市場走勢有精妙研判的本土專家，也許比丁學良先生所言的“五個”都要少。這一切，我們又可以從本土專家的“制造機制”去溯源。

    熟悉中國資本市場的人可以發現，那些在資本市場上活躍的所謂“大腕”，大部分是半路出家，而不像國際投行的那些“大腕”，都出身于金融科班，從分析員一步一步做起，對于資本市場的基本面和技術面都有著嫻熟的理解。謝國忠也好，許小年也罷，無論其利益取向和立場如何，他們能預測到亞洲金融危機，能提出被市場驗證的千點論，本土有幾個專家可以與之媲美？更可笑的是，有些一大把年紀、純粹研究理論經濟學出身的人，卻動輒給公眾判斷大盤的點位，而事實上有些人甚至連一個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都看不懂。就是這些“半吊子”專家，長期壟斷國內資本市場的“建言權”和話語權。正是“專家”不專，假專家泛濫，導致中國資本市場長期以來只能成為國際投行的注腳和附庸，目前活躍于中國資本市場的那些本土專家對目前的這種尷尬狀況無疑負有很大的責任。

    就專業化程度而論，資本市場權力結構的本質，是由眾多投資者和多元化的利益集團組成的“資本共同體”。而“資本共同體”存在的重要前提，則是獨立的有學識的專家群體的存在。這些專家群體受過共同的專業訓練，他們構成了一個權威的資本市場的“解釋共同體”。這是任何一個國家資本市場崛起的專業化基礎，而這恰好是中國資本市場的“短板”。

    我們看到，在稍早激烈的“救市”爭論中，反對救市者有共同的專業背景，立論基礎和觀點大同小異；而“救市論”者的觀點則五花八門，甚至同為“救市論”，但立論基礎卻迥然相反。這從另一個層面說明了本土專家沒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很難成為具有共同語言的“解釋共同體”。

    要根本改變中國資本市場話語權被國際投行壟斷的現狀，光靠炮轟“謝國忠們”遠遠不夠。資本市場“蝴蝶效應”的爆發並不是因為這些烏鴉嘴的存在，“謝國忠們”只是公雞，不管他們叫不叫，天都會亮。解決問題的真正路徑還在于提高本土專家的專業化程度和水平，這是中國資本市場“軟起飛”的“話語權”保障，亦是中國資本市場崛起的基本要件。

    證監會某副主席說，股市不是任何人可以炒的。我補充一句：股市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冒充專家指導的。(馬光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