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民強民富，最後才有國強國富，民為邦本，在財政收入和分配上應該得到同樣的體現，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國民分紅計劃”。
近日，東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志庚表示，受澳門啟發，初步設想給市民發放“臨時生活補貼”，以應對高通脹的影響。這個設想雖還未付諸實施，但立即引起廣泛關注。
“社會分紅”的概念是由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他于1936年，提出：“國家將從投入社會化企業的資本和土地獲得利潤。它可以將利潤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消費者，將另一部分作為對社會化企業的再投資。”
這種理論在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中也可以找到根據，中國古話說：國者，民之利也。也就是說，我們成立一個國家，通過交出一部分稅收由政府進行管理，目的是為了保障民眾權利和利益的更好實現。但是在過去，在長期以國家為本位的“國家主義”理念支配下，很顯然我們強調得更多的是民眾為國家做了些什麼，而不是國家及其代理人———政府為民眾做了些什麼。
目前，相應的理念已逐漸回歸到人本理念；但是在財稅制度等方面，我們迄今還是時常表現為“國家利益至上”為多，“民眾利益至上”為少。典型如政府財政收入都連續多年以高于GDP兩至三倍的速度增長，社會絕大多數財富緊緊掌握在各級政府手裏，但民眾的收入卻遠遠趕不上GDP增速。
我們過去強調得更多的是“國富民強”理念，但古今中外的財政史應該可以證明，只有民強民富，最後才有國強國富，民為邦本，在財政收入和分配上應該得到同樣的體現。把社會多余的錢直接派發到民眾手裏，是實現社會經濟效率最大化的最好辦法，也是激活民眾個人和家庭這個社會最小、最根本也最有活力的經濟體，從而培植更多稅源的最好辦法。小河有水大河滿，自然規律如是，社會規律亦如是。
那麼，中國政府“還富于民”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委員們幾乎是一邊倒地反對“直接發錢”的設想。反對的理由一是擔心政府沒有那麼多錢，一是擔心這樣做會刺激通脹。兩者都是杞人憂天。只要央行不是通過增發鈔票給百姓發錢，貨幣總量不增加，就不會刺激通脹。政府有沒有錢也不是問題，關鍵是在于政府手中的錢主要用于自身行政支出、用于直接的微觀經濟，還是主要用于民生投入。只要把與5.1萬億元預算內收入等量齊觀的預算外收入及時納入預算，嚴格控制住政府公款消費以及政府經濟投資，錢應該能夠解決。
不過，說財政收入沒有給國民“發紅包”，財政部可能會覺得委屈。據報道，去年中央財政對種糧農民的“直補”總額達到427億元，而按照國務院方案，今年直補額將達到633億元。按照“直補”的發放方式，上述資金將從各級財政直接打入種糧農民的個人銀行存款賬戶，幾乎相當于給他們每人一個紅包。但是這點錢與政府的龐大收入和支出相比，顯得微乎其微；與民眾沉重的負擔比，也是杯水車薪。農業部最新報告顯示，農產品微小提價並不能抵消快速上漲的成本，一斤糧食農民只能獲利0.055元，比上年少0.105元。
當然，“分紅”也許不必一開始就人人有份，先不妨從補貼農民和農業以及城市低收入家庭開始，直到低于城市平均收入的家庭。有所區別，但不能只是幾十百把元的毛毛雨，應該拿出一點“力度”來。□童大煥（北京
媒體從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