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以來對儒家不間斷的批判，導致人們對傳統的懷疑，我們的文化似乎已無所歸依；也使一些人詛咒前人對傳統文化的否定，認為他們令我們的民族失去了“根”；也有人歡迎，這顯示中國出現了“信仰空白”，洋教神學有了大顯身手的余地———坦率地說，我都不讚成。
當前在文化領域，特別是道德問題上，有許多令人不敢茍同的論調，諸如道德淪喪，人心不古，乃至呼喚儒教回歸，宗教救世之類。這除了形而上學的方法論作怪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些論者，對我們民族的文化道德究竟是什麼，並不那麼客觀清醒。
中國的世俗道德體係，涉及到三個方面：第一，道德是怎樣產生的；第二，維係和提高道德的基本途徑是什麼；第三，這些道德都包括些什麼具體內容。近現代變動最大的部分，像“三綱五常”之類，大約是無論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召喚回來了，因為它們所反映的封建主義關係已經被完全根除了。但傳統道德所體現的人本主義精神，卻一貫地深蘊在我們民族的文化意識中，包括“五四”在內的歷次革命，不但沒有被打倒，或許正是這種精神的一種爆發。
從道德產生的人本主義原因，以及維係和提高道德的渠道來說，傳統文化給出的答案有兩個，一個是與社會有關，一個與人性有關。二者都建立在人本主義的理念上。
首先看與社會有關的答案。這也有兩種，其一可稱作人民生活條件決定論，是古人解決道德問題的普遍見解，而以管仲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義，衣食足則知榮辱”最有代表性。“禮義”屬倫理規范，“榮辱”屬道德范疇。要維護正常的社會倫理和良好的道德準則，必須以國家和人民的富足為大前提。在這裏，人的生存和溫飽是決定倫理道德水平的關鍵因素，上帝沒有用，單純的說教也沒有用。
在正常的社會條件下，人民富裕，加上分配公平，是維係良好的倫理關係和高尚道德的前提；而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倫理關係，往往反映在爭取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正義的鬥爭中，都與是否信仰宗教無關。
另一種可稱社會制度決定論。這出在著名的《禮記·禮運篇》中。其所謂“天下為公”的“公”，指的是財產公有制；其所謂“大同”，則指社會的公正平等。在這樣的社會裏，人際間的倫理關係自然良好，每個人的道德情操也自然是高尚的。因此，作為制度化的倫理和用于教化的道德，無須存在，更用不著神靈的利誘和恐嚇。然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是起”。“天下為家”是指私有制的興起，由私有制而產生國家機器、規章制度，有了規范社會關係需要，于是倫理道德也就應運而生了。就此而言，倫理道德是私有制的產物，與宗教和上帝也全無關係。《老子》有類似的意見：“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這也說明，道德說教是“家天下”中各私其私的表現，是對“大道廢”導致倫理敗壞的反應。
其次是與人性論有關的答案。這是儒家的另一個重要觀點：道德不但為社會所需要，而且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這自然本性或善或惡，其來自人的本能，則是同樣的。因此，在儒家那裏，沒有什麼“原罪”，也無須上帝的“救贖”，唯有“人性”的考量。
“人性論”的早期代表，當是孟子、告子和荀子。告子的名言，一曰“食、色，性也”，二曰“生之為性”。求生，而且要生活得更好，這就是人性。而生的基本前提，是食與色；“食”是維係當前生命的前提；“色”是生產生命，令種族繁衍的保障。就此而言，維護生命的需要，解決實際的民生問題，那就是善，反之就是惡。所謂“民以食為天”，“食”是支配人們行為的第一內驅力。
告子的這一思想，為荀子所繼承，但他作了負面的推演：這種“生之為性”是惡，而不是善。因為人們若完全依憑自己的自然本能去追逐“食”、“色”，那將與動物無有區別；由此造成的放縱和貪欲，對社會秩序和人際關係會造成極大的傷害和破壞，所以必須給以後天的教育和法治：此中“禮義”就是帶強制性的倫理道德規范。他的基本觀點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荀子的“性惡”說可能是針對孟子的。孟子是“性善”說的奠基人，他的基本觀點是，“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他認為，惻隱、羞惡、恭敬（辭讓）、是非等，均屬“善”的心理，乃是派生“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自然屬性，稱作善的“四端”：“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肢也”，與四肢同樣地生而有之。至于“惡”或善惡混雜，主要是後天環境使然：“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殊爾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也”———人們之所以有時懶惰，有時兇暴，並非人性有別，而與收成好壞有關係。因此，孟子不但重視後天教育，同樣看重民生問題。
人性論在中國哲學史和倫理學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有各種各樣的主張，他們的共同點，是決不啟用上帝或其它神靈解釋和解決道德問題。
儒家的這類思想，是否屬于“經濟決定論”，這裏不論。但它絕對不是“文化決定論”，也不把宗教視為治家理國的根本手段。《論語》中有段著名的對話：“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這大體表達了儒家在信仰鬼神還是解決人事問題上的基本態度：人事第一，鬼神次之；重要的是認識如何好好的“生”，而不是設計死後如何。為什麼？《左傳》記一個叫史囂的話，可以作為回答：“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是聽人民的，還是聽神靈的，這是國家興亡的一大標識。所謂“不問蒼生問鬼神”，是詩人塑造的昏君形象。“事人”中既包括解決社會的物質文明問題，也包括解決人的精神文明問題，核心是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儒家傳統缺乏“終極關懷”，不是缺陷，而是優點，因為總體上，它反對用虛妄的莫須有愚弄活人。
相對西方某些國家宣稱自己以宗教建國，以宗教立憲，新中國則繼承和發展了人本主義的傳統，依人民的意志建國，依人民的意志立憲，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當前的改革開放，把“以人為本”作為立足點，“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執政黨把忠誠地依靠人民大眾，為人民謀福利，當作力量的唯一源泉。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統屬人民，享同樣權利，盡同樣義務，承擔同樣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信不信教，應該完全成為個人的私事，得到平等的保護和尊重；但在國家決策上，沒有上帝和神靈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民族的優秀文化及其偉大的力量，只有在近現代的革命和建設的艱難歷史中，才能被真正發現。（杜繼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原題：這樣看待道德建設問題，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