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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出土的卜甲
文字的出現，是人類由蒙昧進入文明的重要標志，也是中華文明作為世界古老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中國文字出現很早，經過相當長的原始文字階段後，才逐漸發展成為完整的文字。在新石器時代原始社會母係氏族繁榮時期，陶器上已經有了刻畫符號，龍山文化遺址曾出土這樣的陶片。在夏朝時期的二裏頭遺址裏出土的陶器上，發現了10至20多種刻劃符號，其中有些已經接近甲骨文。
龜卜作為一種古老的佔卜方式，來源于古人“動物之靈”的觀念。出于對神靈的崇拜，古人常用龜甲佔卜問卦。各地龜卜方式不盡相同，太史公說“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指的就是這種現象。隨著龜卜習俗的發展，古人將文字符號刻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甲骨文便產生了，由此揭開了中華文明史。
漢字的形成約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中期，到夏商之際(即公元前17世紀前後)形成了完整的文字體係。到了商朝，甲骨文已經發展成相當成熟的文字，開始了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商代甲骨文是我國珍貴的歷史資料，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文化發展沿革的一把鑰匙。進入信息社會的今天，繼續深入甲骨文研究，將古代文明發拙出來、傳承下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殷墟出土的商代刻辭甲骨，是1899年秋在河南安陽被發現的。安陽曾是殷商的都城，殷商滅亡後，漸成廢墟，故稱為“殷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記載了商朝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為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中曾寫道：“商代殷墟文化實在是一個燦爛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銅器三個因素。”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一個長期穩定的都城，殷墟為中國早期文字史、古代信仰、社會制度和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確切物證。它的發現，使中國有文字可證實的歷史上推了近千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除殷墟外，鄭州等地也有少量商代甲骨出土。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甲骨4000多片，內容豐富，地層關係明確，對甲骨分期有重大價值；1991年，在殷墟花園莊東地出土甲骨1583片，是又一次重要發現；近年來，在河南安陽小屯村，發掘了2處甲骨坑，發現牛肩胛骨、龜版、動物骨骼、骨料近70 塊，還有少量的陶片。不久前在墟小屯南地進行的考古發掘中，新清理出5層甲骨共200多片，並在祭祀坑中首次發現一商代銅塊和5片罕見的木塊，及一副蚌飾項鏈和一個骨制蛙首刻刀，從而豐富和補充了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甲骨的實物資料。西周甲骨于1954年在山西紅洞發現，以後在北京、陜西和河北等地也有發現。陜西周原岐山鳳雛遺址出土的一批商周之際的甲骨文，不僅提供了研究商周之際歷史的重要資料，而且擴大了甲骨學的研究范圍。目前全世界15萬余片甲骨片分布在12個國家和地區。祖國大陸約有8至9萬片，臺灣有2萬片，安陽博物館目前有數百片。
建國以來，甲骨學考古與研究成就斐然，已發現甲骨文有4600多個單字，識別出其中的1000多個，基本掌握了甲骨文以象聲、假借、形聲等主要造字方法及基本詞類、句子形式、結構序位。由于商王幾乎每事必卜，所以殷墟甲骨文內容幾乎涉及商代社會各個領域。經過考古工作的辛勤努力，破解了一些重要的歷史資料，從而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順利完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深入開展，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和充分的證據。然而，10多萬片甲骨文的豐富內涵並沒有得到充分的揭示，“三皇五帝”時期的歷史真相仍有待廓清。隨著殷墟以及其他遺址考古工作的展開，還會發現更多新的甲骨，甲骨文研究還將揭示中華文明史上的光輝篇章。
中國考古學的建立與甲骨的發現有著密切的關聯。甲骨文的發現，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意義重大的事件；甲骨文的發現，也是世界考古學史上的一件大事。為紀念甲骨文發現100周年，近年來國內外已組織了很多次頗具規模的會議。甲骨文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主要原因是其中記述了傳世史書中罕存的商代歷史，包括文化禮制、地理甚至保存著許多天象記錄。其中有密集的日月食記錄，可用現代天文學方法推算證認，尤其珍貴。
除甲骨文外，商周一些青銅器上也鑄刻有稱為“金文”文字。金文記錄了當時社會的禮制、政治、文化、經濟情況，也是研究這一歷史時期的珍貴的史料。金文是一種比甲骨文更規范的文字，至西周晚期被整理成為一種叫作“大篆”的文字樣式。新中國成立後，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我國文字、文化的記錄、傳播，自商周至魏晉共2000多年的時間裏，主要靠竹木簡牘寫作，因此人們把這一時期稱為“簡牘時代”。但竹木簡牘由于易朽難存，因此直到20世紀初，人們都沒有發現過實物。20世紀30年代後，在新疆羅布泊樓蘭遺址、民豐尼雅遺址和甘肅敦煌、甘肅與內蒙古交接的居延烽燧遺址中相繼發現簡牘，這是與甲骨文發現同樣重要的學術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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