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海報走上街頭，市民從一張特殊的火車票前經過，該車票從“腐敗站”始發，終點站為“廉潔”。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官員財產公開是國人心中解不開的情結。自從2005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王全傑向大會提交議案,呼吁建立領導幹部個人資產公布制度以來,支持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呼聲一直高漲,連續幾年蟬聯最熱門議案寶座。近日的民意調查再度顯示,77.5%的人選擇最希望政府部門公開“官員財產情況”。
事實上,我國並非沒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早在1994年,《財產收入申報法》就已經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項目,只是“當時由于技術手段無法滿足要求等種種原因”而沒有繼續下去。因而只能尋求低位階的立法予以彌補———199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要求國家幹部必須申報自己的家庭財產。這是我國關于官員財產申報的核心規定,然而無奈的是,這一規定在現實中往往流于形式。執行力的疲弱根源于規定中存在的“硬傷”———只要求申報官員自身的財產,同時不需要對外公開,財產被作為“官員隱私”得以內部消化———這種類似于袖管內交易的監督必然導致監督虛置。
提起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總有不少人打著“隱私權”的旗號出來抗議。無可否認,官員隱私與公共利益常會出現矛盾,而且權力位階越高的官員,矛盾則越發明顯,但當兩者出現衝突時,官員個人的隱私就不是一般的隱私,此時,社會公共利益的價值已經遠遠高于個人隱私的價值。官員以公共財政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其所承擔的公共責任必然要求隱私權的受限。在法律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國《刑法》中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作為國家工作人員,有義務說明和解釋其財產來源,如果不能證明財產來源的合法性,則可以判定為非法收入,而不能以“個人隱私”為由進行抗辯———這是該罪名所遵循的基本思路。
通過公開官員財產,實現對權力的監督,確保官員的廉潔,是世界各地通行的做法,被譽為“終極反腐”。1974年,“水門事件”東窗事發,時任總統尼克松被迫辭職。此後,美國政壇掀起了一股廉政風潮,《政府行為道德法》(1989年修訂為《道德改革法》)就在這一時期頒布,正式確立了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該法素以嚴苛聞名。香港地區多次被評為“全球最廉潔的城市”,類似制度同樣功不可沒。2002年,在前特首董建華申報的清單中,甚至連一包花生都沒有遺漏。
去年,國家預防腐敗局正式在監察部揭牌,該局副局長稱,財產申報制度將適時建立。預防腐敗局的成立為建立一個獨立的監察部門提供了先決條件,讓官員財產公開可以不受利益左右。接下來,能否成就這“終極反腐”制度,還得看新規定是否擺脫舊有制度的疲軟,還監督權于民。在反腐敗中最有力的措施是群眾監督,而要讓群眾監督,就必須令群眾知情,要想群眾知情,自然必須公示官員的財產,使群眾能夠以一種客觀的態度監督官員的財產收入,如此才能保證官員遠離腐敗。（洪丹）（來源：南方日報）
（責任編輯 湯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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