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的隊員們是不是都能理解這一點？
    蔡振華：有一段時間他們還有些情緒。當時隊員有成績後，他們和外國人比，更多的是比待遇。外國人獎金多少，收入多少，光想著人家好的地方，而我們拿了冠軍還得交多少稅，給國家多少。這些想法對隊伍衝擊不小，包括一些陪練的無名英雄，認為到國外也能掙大錢，而留在國內沒有發展機會。當時大家都是拿錢拿物質來衡量，走入偏差。
    那時候，我比較着急，也費了一番工夫去做思想工作。我説我給你們算筆帳，從你們為什麼能成為世界冠軍算起，你們怎麼成長的，資本從何而來。你們從小打球，都是國家掏錢，訓練場地、服裝、教練，所有的安排都靠國家。在國外，球拍自己買，衣服自己買，交訓練費、燈光費，一切都是個人投資，所以他們拿了冠軍後得了獎金是自己的，那是他們的投資得到了回報。你們從小是國家培養，當然要報效國家，沒有國家，你一事無成。我甚至講，我們有多少運動員，國家投資了，還沒有出成績，那是不是得要你們賠償要你們拿錢啊。運動員們聽後還是受到了震動，人心穩定下來。對陪練隊員，我們對他們以後的去向，包括去外國打球，都做了合適的安排，解決了他們的後顧之憂。
    我和黃飆領隊都是行伍出身，相對在思想教育方面抓的緊一些。後來，一些新聞界的朋友就把這昇華為理論，叫“祖國培養”意識。

    記者：光靠説也不行，據我所知，您還經常組織一些活動來激勵隊員。
    蔡振華：今年國家隊剛開始集訓的時候，我就帶隊員們去了河北省高平地道站遺址參觀，讓他們體驗過去老一輩奮鬥的不易。我們經常開展這種活動，原來我們組織去過天安門看升國旗，去西柏坡參觀革命勝地，還在內蒙古建立了希望小學，國家隊集訓前拉到部隊有名的“老虎團”軍訓……隊員們也都踴躍參加。這對激發運動員們的為國爭光意識，磨練他們的拼搏精神，有很好的效果，也增強了隊伍的凝聚力。

               “當個好教練，關鍵是要身先士卒”

    記者：您的腰有傷，剛才聽隊醫講不能長時間站立，可我看您在指導隊員訓練時幾乎從頭站到尾。
    蔡振華：整個隊伍我們有這麼個規定：訓練時，教練必須站着。原來講“教練的頭腦，運動員的軀體”，好像教練動動腦子就可以了。現在我們講，進入訓練場地後，教練必須站着，隨時指點隊員，這才是全身心投入。你要想做訓練出好隊員，你必須起一個表率的作用。從這一點&&起來，教練做好了，隊員才會跟着做好，實際行動比説教的作用要大的多。我們隊伍的一個原則是講做不講説。
    記者：大家都在站着是不是還可以拉近教練員和隊員之間的距離，有助於更好的開展工作？
    蔡振華：我們和運動員的關係就猶如父子關係。你在他們心目中的印象，是在你平常的言行中體現出來的。在他們思維裏面，你教練怎麼做，他們就跟着怎麼做，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我也知道我們的教練年紀挺大，不方便的時候也挺多，一天站幾個小時也不容易。可我的想法是，隊員訓練時你教練坐在那兒，總會讓他們心裏感覺有那麼一點不舒服。你站在那兒無形中也激發隊員的鬥志。
    近距離産生靈感，這靈感不能放棄，放棄了它會讓你失去很多東西。你坐在那裏，精神再一疲乏，往往捕捉不到一些細節問題。你站在那裏是活動的，可以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走過去糾正，減少失誤率。因為一支高水平的隊伍，要少犯錯誤或者不犯。
    所以對教練的要求要相對嚴格。早晨出操或者值班，誰都不想那麼早起，但不能因為你是教練就不遵守規定，大家必須一視同仁。教練遲到了也得罰，是教練就可以自己原諒自己？顯然不可以。教練做好了，可以帶動整個隊伍向好的方面轉變。
    記者：您現在的腰傷球迷們比較關心，怎麼會這麼嚴重呢？
    蔡振華：（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腰）這腰的問題還是在９６年奧運會備戰前夕，算是勞累過度吧，加上又腰椎盤突出，必須要做手術。當時開刀做手術可是經過了好多人的審批，包括袁偉民等一些體委領導，包括家人，因為這開刀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有個説法是“十個開九個癱”，最後還是做了。做完手術後，本來必須要躺在床上休息很長一段時間。可隊伍馬上要出發了，時間不等人，那時我就想自己不可能就這麼躺在床上。醫生告誡我如果你現在不養，以後就很可能會癱瘓。當時我沒考慮那麼多，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寧願以後一輩子躺在床上，我現在也得帶隊伍打好比賽，不能站着，我躺在那兒也要看著他們。我現在想想，自己都覺得當時確實挺感人。我還開玩笑説這是不幸中的萬幸，如果在奧運會上出現這種情況，你就完了，你連看比賽都看不見，老天爺還是讓我去參加比賽。
    這也可能是自然的一種反應，我蔡振華怎麼樣，換成其他教練也會這樣。從小就在黨和國家這種培養底下，很自然的一種表現。自發的，內在的。

                  “越是球星，越要嚴格管理”

    記者：您是乒乓球隊內公認的權威，隊員提起你時好像都有一種敬畏感，對他們管的是不是挺嚴？ 
    蔡振華：嚴是肯定的。為什麼要以嚴治隊？原因很簡單，一支隊伍如果沒有一個嚴明的紀律，就會渙散無力。只有敢於管理、嚴於管理，隊伍才有戰鬥力。有一次，劉國梁在國內公開賽上輸了球，一氣之下把球拍摔到球&上。比賽結束後，我召集全隊開會，直接就這麼訓他：“劉國梁，你有什麼了不起！報紙捧你，電視抬舉你，那是人家在給男隊打氣。你不就是會玩幾下子發球，玩幾下子直拍橫打？可你的正手，你的側身攻球很差。今天你不要打球了，回房間好好想想。”劉國梁很傷心，中午粒米未進，閉門思過一下午。有人勸我不要批評得太重了。可我心裏清楚，這小夥子很靈，球感特好，是一塊打乒乓球的料子。我要是不狠，不給他敲榔頭，只讓他出風頭，就會毀了這棵好苗子。
    記者：對主力隊員也毫不心軟？
    蔡振華：對，越是球星越要嚴格管理。這種例子很多，上一次，孔令輝剛訪歐歸來，身體有點疲憊，在訓練中表現出松懈，我發現了這個情況，讓他在球場旁邊罰站２個小時。有個小朋友過來讓孔令輝簽名，他説：“我犯錯誤了，在被罰站，不能給你簽名。”主力隊員必須要做個榜樣。我們隊伍規定，隊員不準遲到，不準吸煙，不準賭博；業餘時間不準無故外出……若有違犯，處罰嚴厲，如發現一根煙頭罰款２００元；如發現一次夜不歸宿者，主力隊員罰款１０萬至３０萬元，二隊隊員就除名回原來省隊。像王晨、楊影等主力隊員，就曾被罰回過省隊。
    記者：您自己有沒有處罰過自己？
    蔡振華：作為總教練，我必須要以身作則。如果自己“犯了規”，當然要罰自己。教練員要敢於面對失誤，勇於承擔責任。第４２屆世乒賽，雖然取得了男團冠軍，但我跟大夥説，馬文革、王濤沒有打進男單決賽，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倆打完團體賽後，又兼打３個單項，到最後體力和精力都跟不上了。如果我們在備戰時訓練強度調節得再合理一些，可能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是我教練的失誤，我來作檢討。

      “一切都成為過去，現在要從零開始，第二次創業”

    記者：我看到您特意在國家隊訓練館內挂了個“二次創業”的牌子，您是怎麼理解這個“二次創業”的？
    蔡振華：二次創業的實質其實就是創新、改革，過去所取得的一切成績都已過去，我們現在要從零開始。好的繼承，不好的揚棄。剛才我提到關於弧圈的技術創新，不只是技術，還有管理機制上的改革。過去我們的訓練都是沿用蘇聯的訓練模式和機制，運動員進了國家隊就大功告成，每天出工撞鐘，自然接班，競爭性不強。現在，我們認識到了，競爭是當今時代的主流，尤其是在競技體育中，競爭意識更是生存之本，所以我們堅決地把競爭機制引進乒乓球隊。
    記者：有什麼具體做法？
    蔡振華：具體做法其實也很簡單，將國家隊分成一隊和二隊，在隊內定期進行循環比賽，打出名次，進行升降，展開競爭；一隊前６名者有資格進入世錦賽主力陣容，後４名者則與二隊實行交流；二隊前４名者可上升到一隊，後４名者則與省隊實行交流，把過去的以訓帶練改為現在的以賽帶練。近兩年，國家隊又完善了“積分制”，把比賽成績、訓練態度、比賽作風、生活管理等項內容化為分值，融為一體，統一評定。
    記者：雖然競爭激烈，但我看到隊員之間都很友好，氣氛相當融洽。
    蔡振華：現在我講到名利的問題。過去，我感到最困難的是改變國家隊內的一些在名和利上的錯誤看法。原來我們一些教練因為獎金的問題爭，這不行。隊伍出了成績後發獎金，往上報教練名單的時候，我們五個教練，按規定只能報我，那時，如果就我一個人拿的話，也能説得過去。但領下錢來我們就是五個人平分，因為我覺得這個榮譽是大家的。我應該起個好頭。凡是在名利

上，大家都看的淡。原來兩個教練爭執教工作的長短，我２４個月，你２３個月，就為一個月爭得面紅耳赤，這怎麼爭啊。我當隊員時，一百塊錢還很多，親眼看到倆人為爭這一百塊錢就……我當時心裏就寒了。我就想，我不會。打了十幾年球，大家整天在一起，為了一百塊成了仇人，這圖什麼。人不是用錢來衡量的。也可能是我對錢看的不重。錢這個東西，想賺怎麼也賺不夠。
    我們隊裏平常不忙的時候，隊員經常一起請工作人員吃個飯，這一點做的很好。我當隊員那時候，最多對我們的教練&&感謝，現在他們對工作人員都很尊重照顧，大家相處和睦，活動一起參加，形成了一種溫馨的氛圍。
    記者：與蔡振華兩個小時的對話，就像在翻看一部中國乒乓球隊的奮鬥史，透過它，無處不體現出“乒乓精神”的傳承與發展，從而匯聚成博大精深的“乒乓文化”，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乒乓人頑強拼搏，為祖國爭取一個比一個更大的崇高榮譽。離開正定訓練基地，蔡振華那鏗鏘之語仍言猶在耳：“我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為弘揚中國乒乓文化盡心工作着，我們倍感我們所從事的事業之神聖，我們沒有理由不把這項神聖的事業做得更好。”這不正是這個先進集體之所以長盛不衰的寫照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