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作為器官捐獻協調員，我的工作職責是，當我接到患者已經無法救治的消息的時候，來到患者家屬身邊，向患者家屬宣講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的理念，動員家屬能夠在患者去世之後，將患者體內有活力的器官捐獻出來，讓等待移植的患者獲得活下去的機會。
同時我也是一名ICU的醫生，我管理的患者都是肝硬化晚期或者是肝癌的患者，那對於這些人來説，他們的前景很明確，如果他們有機會能得到器官捐獻做器官移植，他們就能活下去，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會，他們就只能等待死亡，在我的病房裏，每一天、每一週都有病人死去，我們國家是推行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的，但是我發現，我周圍的人都有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情，所以我就選擇在我的8小時之外，成為一名器官捐獻的推廣者、宣傳者。
我跟家屬去説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們並不像我們一樣，平時常去探討器官捐獻的理念，他們在那個時候是要失去自己的親人的，所以他們很悲傷、很絕望、很無助，或者是很憤怒，在這個時候，我去提到器官捐獻，開口去跟他們提到死亡，我覺得他們的難過、憤怒、委屈、抵觸，都是正常的，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開口去告訴他，因為他知道了才有可能去考慮去同意。我會在家屬身邊等着，去陪他們，去陪很長時間，去找到一個合適的機會去問出這句話來，去問説，你願意捐獻器官嗎？

當我問出來你願意捐獻器官嗎，這個度其實挺難，不是很好把握的。我曾經遇到過這樣一個病例，那是一個18歲的小孩子，這個孩子因為交通事故送到我們醫院，經救治後他被診斷為腦死亡，但實際上他的心臟、腎臟、肝臟都是很健康的。當我知道這個患者已經腦死亡，但他符合器官捐獻標準的消息之後，我的工作就是去告訴他的爸爸媽媽這件事情，去問他們的意見。我經過一段長長的、黑暗的樓梯，慢慢地走到ICU門口，他的爸爸媽媽在那裏嚎啕大哭，那種悲傷的氣氛十分沉重。於是我在那裏站了一上午，都沒有辦法去問出這句話來，就先離開了。
然而下午的時候，他的父母主動過來找我，説王大夫，我的孩子大學畢業後就想留在北京，我們就想那讓他留在北京吧。我們把孩子養那麼大，是希望他能有機會成長起來給社會做貢獻，回報這個社會的。我很難過，而接下來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再去看一下他還有沒有一線希望。我就再次走進ICU，翻開這個孩子的病例，但他的病史、化驗檢查、腦電圖、腦血流、超聲，和我們請來的各位專家的會診意見，都表明這個孩子已經完全的腦死亡了，他不會再醒來，也不會再有任何的知覺了，達到這種狀態之後，在接下來的一週內，他身體裏的器官就會一個接一個的衰竭下去。
當天我就開始給他緊鑼密鼓地辦器官捐獻手續，經過腦死亡判定中心、倫理委員會、器官捐獻辦公室、手術室、ICU以及各個會診專家的審核和簽字後，那天晚上這個孩子就實現了器官捐獻。他的肝臟被分成了兩部分，拯救了兩個同樣是十幾歲的肝衰竭的孩子，他的兩個腎臟拯救了一個20多歲，一個30多歲的長期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他的心臟拯救了我們心血管醫院的一個急性心律衰竭的年輕人，他的兩葉肺臟拯救了一個矽肺的人，他的兩片角膜給了兩個孩子。後來他爸爸媽媽離開的時候，我就送他們上火車，他的爸爸媽媽是笑着離開的，他們握着我的手，擁抱我，説謝謝我，那個時候我就知道我做的是正確的，我知道我做的是好事。

從醫學上來説，捐獻的條件很苛刻。去年一整年，我們得到了兩千多個志願捐獻的消息，然後協調員們通過電話第一次篩選，就是看患者究竟符不符合器官捐獻的條件。初篩以後我們就會去床邊看患者有沒有到達捐獻狀態，會不會太早了或者太晚了，家屬為什麼會想捐獻。從純醫學角度來看，到達捐獻狀態的只有四十多個人，而最終只實現了二十多個。我從2012年開始做器官捐獻協調員，到現在只做成功過60多個器官捐獻的案例，但他們每個人都很讓人感動。
按照相關的法規規定，捐獻者和受者的家屬是不可以互相知道信息的，因為從捐獻者角度來説，捐出去的其實是一份愛心，是對整個社會的，不是説是對某一個人的。我作為一個協調員，其實也沒有權利知道這個器官究竟捐獻給了誰，但是我可以理解捐獻者的心情，通常我會建議接受器官捐獻的醫院，去提供一段音頻，或者是提供由受者或者受者家屬親筆書寫的一封信，來表達重獲新生的喜悅和感激之情。
在2015年的時候，有一個12歲的孩子做了器官捐獻，捐獻了一個肝臟和兩個腎臟，到了2016年春節的時候，其中一個接受腎臟的孩子，寫了一張賀卡想給捐獻者的父母，就給到我們器官捐獻辦公室，托我們轉交。上面就歪歪扭扭地寫着兩句話説，爸爸媽媽，我不認識你們，但我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