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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昌碩(1844-1927)石鼓文七言聯
書法，作為中國最具民族特色的傳統藝術，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可謂是其他藝術形式難以與之媲美的。書聖王羲之的名字，可能比畫聖吳道子的名字要響亮得多。然而，在歷來的書畫市場中，它卻始終處于位高價卑的尷尬處境。相比較而言，中國畫，好像總是以其“賞心悅目”的“形象”撩撥著收藏者和投資者的出手欲，甚至就連“不起眼”的印章藝術——雖然收藏者十有八九不解其堂奧，卻因其係田黃、雞血、封門青等“質地”因素，在一定的市場角逐中竟也與國畫作品平分秋色。
近十年來的市場數據也說明了這一點，只有古代名家書法名跡才會偶爾露崢嶸，尤其是在去年秋季，成績最為輝煌，如：張懌伯手稿《鎮江淪陷記》在匡時以1198萬元成交，董其昌的手卷《草書杜甫詩》以1232萬元在北京榮寶2007年秋拍成交，王鐸的《草書詩卷》在西泠印社2007秋拍中以1691.2萬元成交，成為西泠印社拍賣史上價格最高的作品，並同時成為2007年國內拍賣成交價最高的書法作品。而現代書法家(多半是書畫兼長的畫家)基本已經謝世，如郭沫若、弘一、黃賓虹、齊白石、張大千、溥儒、沈增植、沈尹默、于右任、林散之、啟功等人的作品，價格指數一般都維持在數十萬元之內，其中又多半在數萬元及至數千元之間振蕩。當代書法，雖時有“佳績”，然皆因人為因素甚至不乏自我炒作之嫌。因之，書法這一高雅得不能再高雅的藝術就這樣在書畫市場裏不得已的扮演著別別扭扭的角色。
王鐸(1592-1652)草書
“佳書不如孬畫”潛意識不可低估
“佳書不如孬畫”的潛意識在藝拍市場的作用力不可低估。所謂“佳書不如孬畫”，在人們的欣賞意識裏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這是人們對書法作品的認識和理解“有待提高”，過分地“埋怨”收藏者的收藏意識和收藏品位，可能對激活人們在偏愛國畫的同時重新認識書法作品的藝術價值的“死結”會或多或少有那麼一點適得其反的負面作用。
如果拿林散之、啟功二位先生為例，他們都是以其書名享天下，雖然他們的書作為收藏家所青睞、所追捧，然在人們的收藏意識裏，如果面對他們的畫作可能會義無反顧地加大籌碼去收藏，甚至在收藏家的潛在心理上，與其花錢投資其書，不如以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價位收藏其畫，這是無可厚非的。終究畫作的藝術元素符號較之書作的元素符號更能撩撥各階層人的審美感悟。盡管這與我們在梳理書畫篆刻藝術史時“得出”的百年之內可能會出現百余位可以享大名的畫家，不見得有數位能經得起“死亡淘汰法”淘汰的書法家的“結論”相違背，但是，人們“重畫輕書”的收藏和投資意識是難以改變的。
也正因為市場因素和人們的“重畫輕書”的潛意識作用，很多原先以書、印名享天下的書法篆刻家也拿起了畫筆，繼而又享有畫名，如韓天衡、王鏞等。
這，不足為怪。歷史上的吳攘之、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來楚生諸先賢，又有哪一位不是以其雄厚的書法、篆刻藝術的修養構築了他們後來傑出的繪畫藝術的審美體係？又有誰能強求收藏家對以上書畫篆刻俱能、皆精的書畫篆刻家的書、畫、印作品作等價收藏？
誠然，書法，作為一種承傳千余年的國粹藝術，它的內涵和意蘊自古以來並沒有失去其應有的欣賞者，“高處不勝寒”的特殊位置，又使得它自始至終沒能像繪畫那樣擁有廣泛的受眾。就像國粹京劇，其唱、練、做、打，一招一式無不功深百練、奧妙無窮，但它的自發的“票房指數”較之其他演藝形式卻相形見拙得多。對此，我們能說我們的觀眾沒有藝術品欣賞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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