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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林毅夫:科技創新、制度創新“雙輪驅動”是南京江北新區打造創新策源地的核心競爭力

2020年05月21日 18:07:25 來源: 新華網

  日前,“新結構經濟學知識産權研究院”在南京江北新區揭牌成立。該研究院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江蘇省知識産權局和江蘇大學四方共建,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在地方成立的第一個專業類的研究院。中國經濟信息社分析師在2020年南京創新周前夕,對話“新結構經濟學”創始人、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深度解碼新結構經濟學,共同探討世界經濟的實踐探索與道路經驗。

  新結構經濟學破解區域發展難題

  分析師:2020年4月,全國首家“新結構經濟學知識産權研究院”在江北新區揭牌成立。作為新結構經濟學的創始人,您如何認識和理解您的新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的本質是什麼?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上有哪些優勢?

  林毅夫:現階段,我們國內經濟理論的研究缺乏,現有經濟理論難以解釋新中國的經濟現象。而新結構經濟學的開創正是為了填補國內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現象研究上的空白。

  不同于以發達國家作為理論參照係的傳統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致力于總結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形成適合發展中國家國情特點和産業稟賦的自主理論創新體係。新結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借鑒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總結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發展成敗經驗所形成的社會科學自主理論創新體係。

  此次落戶南京江北新區的新結構經濟學知識産權研究院,則是我國首家運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專門從事知識産權理論和政策實踐研究為目的的專門機構。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上的産業和技術結構內生于該經濟體在該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與産業、技術相適應的軟硬基礎設施也因此內生決定于該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

  簡單來説,如果要快速提高資本積累,最好的辦法是經濟體在每個時點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選擇技術、發展産業,企業的要素生産成本最低,具有自生能力;當經濟中的軟硬基礎設施合適時,交易成本也會最低,形成的競爭力最強,生産的剩余會最大,資本回報會最高,資本積累的積極性會最強,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産業升級和收入增長也會最快。在此過程中,一個發展中國家還可以利用後發優勢,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速的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進而促進經濟發展。

  根據産業和世界前沿的差異和技術研發的周期,新結構經濟學將我國的産業劃分為五種類型,即領先型産業、追趕型産業、換道超車型産業、轉進型産業和戰略型産業。

  當前,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革命,全球創新活力競相迸發,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動能。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創新的方式必須與不同發展階段的産業和技術的比較優勢相結合,才能夠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無論處于任何發展階段,一個國家的經濟若要不斷發展,需要有新技術和新産業不斷涌現的創新來持續提高生産力水平才可實現;同時,創新必須跟一個經濟體的比較優勢相結合才能夠有最高的回報,最有效地貢獻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分析師:新結構經濟學知識産權研究院此番落戶江北新區,創始團隊有著怎樣的考量?

  林毅夫:把新結構經濟學知識産權研究院放在江蘇、放在南京江北新區,一方面得益于各級地方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源自江蘇作為産業大省與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天然適配性。

  研究院將秉承“開放研究、合作創新、優勢互補、協作共贏”的原則,聚焦國家高質量發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以知識産權為特色方向,拓展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努力建成立足南京、輻射長三角、連通全球,具有較強國際學術影響力、決策影響力、公眾影響力的高水平決策咨詢智庫和人才培養基地,為推進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破解區域經濟發展難題提供理論支撐和人才支持,為全國乃至全球發展提供智慧和經驗借鑒。

  我期待研究院能夠在江蘇省知識産權局、南京市人民政府和學校的大力支持下,抓住時代機遇,深化新結構知識産權理論體係研究,引領新的理論和政策思潮,踐行“知成一體”,貢獻于江蘇省、長三角和全國的高質量發展。

  知識産權保護激發創新活力源

  分析師:近年來,江北新區聚焦集成電路、生物醫藥、新金融等領域,正著力打造“兩城一中心”。您如何評價江北新區近五年來的創新發展路徑?

  林毅夫:自2015年6月江北新區成立以來,新區聚焦“兩城一中心”主導産業實施科技創新,加速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名城先導區。高端創新資源加速集聚,使得國內外頂尖高校的眾多創新平臺相繼落戶江北新區;圍繞産業鏈布局創新鏈,江北新區的備案新型研發機構和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逐年增加,經濟高質量發展駛入快車道。

  在外部環境明顯變化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態勢下,江北新區依然跑出了連續8個季度GDP增速高于全市5個百分點的“加速度”。這些成績的取得跟江北新區這五年來的創新發展戰略密不可分。

  自成立以來,南京江北新區從提升知識産權創造、保護和管理能力等方面入手,加快知識産權整體規劃。突破知識産權體制機制改革,建設省級知識産權服務業集聚發展區,並通過不斷完善知識産權管理體制來充分發揮企業生産經營活動各要素的效能,從而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優化創新環境、擴容創新生態,推動了自主創新先導區高質量建設。

  分析師:具體應用到實踐中,結合新結構經濟學,江北新區作為國家級新區,該如何確立自己的定位與未來發展方向,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如何利用新結構經濟學賦能新區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策源地?請您談談如何抓住機遇、克服挑戰、創新發展,積極適應新時代的要求?

  林毅夫: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在産業、技術結構升級中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場體制的轉型。對接近或已位于世界産業鏈前沿的産業,按發達國家的做法,在産品和技術創新上,政府應建立比較好的專利保護、知識産權保護,鼓勵創新。

  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是南京江北新區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策源地建設的核心競爭力。南京江北新區要積極調整産業政策,因勢利導,發揮知識産權引領作用,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策源地。

  經過改革開放以後四十余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進入新時代,經濟由高速度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這種發展階段的變化也意味著我國創新方式的調整。

  對于江北新區而言,現階段有越來越多的産業開始接近世界技術前沿水平,甚至已經成為世界領先的産業,這些“領先型”産業的技術進步需要來自自主創新,例如集成電路;其次,在一些新的、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短研發周期“換道超車型”産業,江北新區有和發達國家直接進行競爭的比較優勢,例如新能源汽車。對于上述幾種類型産業的發展,知識産權的保護對推動自主創新活動的開展至關重要。

  此外,對于那些現階段仍處于以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為主的“追趕型”産業(例如生物醫藥産業),或者失去比較優勢需要把産業轉移出去的“轉進型”産業(例如傳統的紡織産業),則需要從動態發展的角度去考慮知識産權對這些不同類型産業的技術創新的不同作用。

  分析師:在新一輪發展格局中,推動區域經濟和産業發展,融入長三角一體化是關鍵點,江北新區該如何把握?

  未來,江北新區應該依托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以及新金融等主導産業,積極形成産業集群,融入長三角一體化。在一體化過程中,江北新區應該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分工,通過長三角一體化使江北新區形成有效産業集群,將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進而推動生産力進一步發展。

  具體而言,江北新區應該堅持擴大總量與提升質量並舉、新興産業與傳統産業齊抓,加快構建現代化産業體係;做大“芯片之城”“基因之城”規模,全力推動傳統産業“動能轉換”;支持中車浦鎮、南汽等骨幹企業培育更多新增長點;以提高新材料産業佔比為目標,加快實現“騰籠換鳥”;主動對接上海臨港新片區,加速寧淮特別合作區建設;深化省際毗鄰地區協同發展,完善長三角軟硬基礎設施,實現與滁州、馬鞍山等地的多點對接;以中車生産基地為紐帶,建好頂山—汊河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積極打造先進制造業轉型轉移與跨區域發展合作典范。

  應對疫情挑戰要為企業提供強支撐

  分析師: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歐美的迅速擴散,使其已經從一個區域性的傳染病向全球大流行轉變。在您看來,本次疫情對于全球經濟的影響主要有哪些?

  林毅夫: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已經多次下調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全球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就已經走軟。而疫情帶來的隔離或封城措施,對已經在下滑通道的經濟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現在的利率已經是零利率或負利率,除了採用非常規的數量寬松外,沒有多少其他貨幣政策手段可用,政府財政積累的負債率也已很高。

  為了應對疫情期間失業的劇增,維持社會的穩定,有些國家不得不出臺高達GDP10%甚至20%的超常規財政援助措施,但收效有限。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可能下滑5.9%,比1月份的預測下調7.9個百分點,歐元區今年經濟下滑7.5%,比一月份的預測下調8.8個百分點,全球經濟下滑3.0%,比1月份的預測下調6.3個百分點。回頭看,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全球動蕩,導致全球經濟進入歷時十多年的衰退調整,深刻改變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以及發達國家內部的力量格局。今年由于疫情和油價等帶來的經濟下滑壓力和不確定性,已經觸發了發達國家由這十多年來寬松貨幣政策支撐起來的股市的崩盤。所以,往前看,很有可能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對于中國而言,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最大的出口國,所以疫情在影響全球經濟的同時,對中國國內經濟的影響也很大。疫情最大的影響是同時衝擊了需求和供給,還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全球疫情爆發後,使得需求大幅萎縮。雖然線上購物和線上娛樂産業有較好增長,但線下産業受到了很大影響。疫情也衝擊了供給端,對城市和農村都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比如,城市調查失業率從5.2%上升到6.2%,上升了100個基本點,3月份雖然開始復工復産,失業率仍然高達5.9%。相比之下,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時,處于最高點時的失業率從4.0%上升到4.3%,只提高了30個基本點。由于農産品外運和農民工外出的困難,農村就業不足的情形會加劇,這會連帶導致農村家庭和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影響。

  另一方面,外貿確實會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外疫情和經濟衰退甚至蕭條的不利影響,而且下降程度會比較大。今年頭兩個月我國的出口同比下降了17.2%,三月份開始復産復工以後,除了口罩、防護服、測試盒、呼吸機等防疫必要物資之外,許多外貿企業的出口訂單被取消,出口下降幅度3.5%,整個一季度出口下降達11.4%,作為“自貿區”的江北新區難免會受到較大的影響。處在當前形勢之下,中國的增長必須依賴國內市場和需求了。應對經濟危機時,投資拉動是很重要的對策,但這次還需要同時保護家庭、保障消費,幫企業渡過難關。

  分析師:您認為,對于中國和江北新區而言,應該如何應對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

  就中國和江北新區而言,一定要給予中小微企業等市場主體更大力度的支持,比如減免租金、減免稅收、減低稅率、推遲社保醫保繳費、推遲償還貸款本息、提供新的貸款等。

  我們認為,一定要重視中小微企業,提高中小企業生存發展能力。在中國,中小微企業提供了大量就業,同時中小企業也是很多全球産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小微企業的破産倒閉會帶來失業的增加。保他們的生存就是保中國渡過難關後維持全球制造業大國地位的必要舉措。所以,保企業也就是保護我國的就業和維護我國經濟的根基。此事宜急不宜緩,出手要快不能遲疑。(沈楊子 王夢麗)

[編輯: 張本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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