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周梅森新創作的反腐劇《人民的名義》日前召開研討會。近日，他接受新華網、清風揚帆網專訪，談權力與制度的關係，談黨風廉政建設重要性，體現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人文情懷。
周梅森：寫政治小説是時代變革所驅
周梅森曾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我的文章一方面寫在書裏，一方面寫在大地上，寫在中國改革的大地上。”
周梅森：反腐敗是這個國家的春秋大義
細數周梅森的作品，無論是《絕對權力》、《至高利益》，還是《人間正道》，都描繪過暴風驟雨式反腐倡廉的鬥爭，揭示黨的領導幹部如何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這一宏大主題。
[主持人]
您起初是擅長創作歷史小説的，1995年的時候您的《人間正道》發表了引起了非常強烈的社會反響，您是怎麼從歷史小説領域轉變到政治小説領域的呢？
[周梅森]
1992年的時候，我們進入到了一個改革艱難的時期，那個時候應該説全國是非常的困難，尤其是基礎設施，比如水、電、路，水電路幾乎成了全國的瓶頸問題。于是我就去徐州體驗生活，在那裏挂職，寫出了這本書。這本書出來以後引起了各界的反響。當時整個中國就是在那個時候起步的。那個時候起步的改革家是非常令我敬佩的。 那個時代幹部(也)是非常的廉潔，那個時候的有沒有腐敗的？有，就是我《人間正道》寫到的腐敗，也就是不幹事，怕犯錯誤，不願意幹事，熬時間，熬年齡。這個是我寫《人間正道》這個作品的時候面對的最大的挑戰，就是幹事的人開拓者、改革者和不願承擔責任不願做事的人的對比，所以我説不做事也是腐敗。
[主持人]
我想説一下周老師您的經歷，因為我們了解您做過很多事，您做過礦工，還下過海，還有作家。那麼這麼多的經歷當中有什麼對您的影響是最大的呢？
[周梅森]
我原來是一個普通的群眾，一下子挂職做了政府的副秘書長，面對了一個全新的環境，我住在一家招待所，這個招待所是一個對外營業的四星級賓館。我從來沒有享受過特權服務，到那裏以後，站在那裏門口的服務員就把門打開了。你要説到哪兒去，就給你買票。一切都服務好了，只要你打一聲招呼，全部給你辦好。我當時去學車，拿的證都是特權證，人家看你能夠開起來就把駕照給你了。 極其簡單，只要打一聲招呼就行了。我講一句最荒唐的事，我的眼睛不好，紅綠兩色分不清楚，前面有車停我就停，沒車我就沒停。有一次我就闖紅燈了，過去之後警察就非常地憤怒，就要攔我的車。我車子過去的時候，他一下看到車號了，馬上就把抬起的手變成了一個敬禮。
[主持人]
就是一個車牌？
[周梅森]
對，就是這個車牌的特權，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這種不受制約和沒有底線，我幸虧手上沒有什麼權力，如果我在裏面十年八年，我還是現在的周梅森嗎，可能不是了，可能我也腐敗了，因為這個裏面的權力是沒有監督的。現在習近平同志説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有沒有制度籠子？有的，黨紀是籠子，各級法律也是籠子。但是這些事你沒有把它關到制度的籠子裏去，沒有把特權關進籠子，那麼下次他可能還會犯。你可以闖紅燈，這個你敢違法，社會的法律你也敢違法，你手也敢亂伸。紀律的底線淪喪後，法律的底線淪喪也就為時不遠了。
[主持人]
您在剛才聊的過程當中，也説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您覺得權力和制度的關係是什麼樣的呢？
[周梅森]
權力和制度的關係非常的明確非常的清楚。你是一個共産黨員，你有黨章和黨紀，這個黨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黨，是要實現共産主義理想的政黨。王岐山同志提出了一個底線問題，他的要求你守住黨性，如果你做不到，那麼這個黨就非常危險了。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為什麼這兩年抓的貪官，違法亂紀的高級幹部這麼多？這個裏面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過去很多的紀律、法律和底線，根本就沒有人把守。最新的十八大以後的風氣是陡然好轉，産生了實質性變化。
[主持人]
您覺得這個變化的原因是什麼呢？
[周梅森]
動真格的了，底線有人守了。你可以看一下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各級發的文件有多少？肯定不下五十到一百個，加上各省市發的文件，恐怕有上千個了，管住了嗎？根本管不住。在兩年之前幹部出國玩是一種待遇，成了一種福利，這不是荒唐嗎？那這個怎麼能管得住呢？全國人民都知道的事情卻沒有人管，腿亂跑，下手亂伸就肯定是必然的了，自己如果有小金庫的，就把手伸到了國家口袋裏面去了，這給他本人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也給我們黨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給黨給改革丟臉。改革開放以來，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坦率地説，人民在近一百年來從來沒有這麼富裕過，國家從來沒有這麼強大過，但是百姓為什麼對我們黨這麼多意見呢？這是怎麼回事？腐敗問題激化了潛在的矛盾。
[主持人]
您的小説題材很多都反腐的，接觸了中國一係列的敏感話題，為什麼對這類題材有那麼旺盛的創作力？
[周梅森]
我和張平、陸天明是被文壇稱為反腐作品的三駕馬車。張平是民盟中央主委，陸天明是中共黨員，我是群眾。但是不要小瞧群眾，人民群眾説起來是最無力、最脆弱，但是人民群眾是天、是地、是山，你不要小瞧他，不要不把他當回事。15年前我在寫《至高利益》的時候，我通過主人公講述了這麼一段話：“現在嚴重問題就是要教育幹部。”我為什麼對這些事情這麼關注呢？因為這一場改革，給我們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了史上少有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是一次了不起的民族復興。那麼作為一個作家就必然要關注它，不可能不關注它，我覺得作家生活在這個時代，那確實是一個幸運。另外對腐敗分子和腐敗現象等問題的關注，我住在這個大廈裏，我不希望這些蛀蟲把大樓蛀空，把我們社會的健康肌體搞垮掉，引起國家社會的動蕩。這個是我作為一個普通群眾不願意看到的，我想我這個普通群眾可以代表了大多數普通群眾的基本訴求。
我很關注現實生活，我之前和最高檢合作過一次，當時的作品是《國家公訴》，十八大以後，隨著反腐的推進，最高檢察院找到了我，希望我做一個反腐的作品，而且最近確實是大案頻頻發生。作家是幹什麼的呢？你能不能使讀者和觀眾知道這麼多新聞的情況下還要喜歡你的作品，那麼你怎麼突破呢？一個是要往人性的深處去挖掘，還要一個是往人的靈魂深處去挖掘。能不能做出新東西，有一個事件讓我很感興趣。比如説北京一個副處長，他家裏有2.3億現金，但是他居然沒有花，所以這個電視劇開頭兩集就是對這個貪官的搜查，從人性角度來看，吃著炸醬面，住著黑洞洞的房子裏，沒有想到房間裏能搜出兩億多現金。這種人性的對比説明人性扭曲到什麼程度。
這個電視劇名字叫《人民的名義》。主題歌是這樣的：人民的名，人民的義，人民就是天和地，站起來我們是一片山河，倒下去，我們是蒼茫大地。萬古千秋，我們生生不息，歲月如梭，我們經天緯地。我們講述著一個古老民族的不朽傳奇，我們演繹著一個現代法治國家的春秋大義。
我做這個東西不僅僅是一個檢察題材，實際上這個國家目前的反腐，就是這個國家的春秋大義。是對後人，對我們這個民族都有一個好的交代。
[主持人]
您在創作中是體驗生活專門到監獄當中和落馬官員進行了接觸，能不能跟我們説説這些落馬官員的心裏有沒有什麼變化？或者説您自己有什麼感想？
[周梅森]
我們我重點談一下我到監獄裏面採訪的過程，因為我了解的重要對象是落馬官員幹部。就是某一個監獄廳局級幹部比較多，于是安排了一個座談會，這個座談會怎麼説呢？就是很多的官員落馬以後確實是非常後悔。但是也有一些官員是有抱怨情緒的。這個抱怨情緒是什麼呢？他們想我們這麼多年做了多少多少事情，一個城市變化了，一個縣變化了，或者是做了多大的貢獻，貪了百把萬然後判了我15年，覺得很冤枉。我就跟他們講，我説這個是你政治倫理的問題，當你們在位的時候你們是我的領導，你們是黨員幹部，你們是給我做報告的，現在我要給你們講講政治倫理。什麼倫理呢？你們在外面，當你們從大學開始一畢業，組織上把你們列為後備幹部後，送你們去基層鍛煉，鍛煉了很好，然後送到黨校學習給你鍍金，再把一個區一個縣交給你們管理，然後可能會派你到國外學習管理經驗，我在美國旅遊訪問的時候，才知道哈佛大學和我們江蘇省有長期的合作關係，我們的廳局級幹部都是在那邊學習過的。黨組織在你身上花費了精力，你現在還在抱怨，組織上信任你，培養你，讓你主持一個縣一個市的重要工作，你們想的不是報答組織？你出了問題你抱怨，比你更委屈的是組織，更痛心的是組織，因為組織的心血白費了，而且你腐敗掉了，罵人是落在了黨組織上。
理想信念現在黨紀底線是最低要求，就是像我們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初級階段，但是作為一個政黨，守住底線是基礎，還應該有更高的標準和追求。我在我的電視劇裏其中有一場戲，我寫了一個什麼故事呢？我寫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是一個現在退下來的老部長的故事，這個老部長15歲參與打仗攻城，那個時候背著炸藥包攻城的一定是共産黨員，要死先死黨員。那是一個退休的老共産黨，他説要給大家講歷史，他説和他同一天入黨的一個15歲的小夥伴，入黨的第二天就死了，當時背炸藥包的16個人9個人死掉了，他告誡黨員，他説當年黨員的特權是為民族的解放，為國家的復興奮鬥犧牲，唯一的特權就是這個特權，沒有向人民口袋伸手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