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年底，打工妹朱林飛等11名農民工當選為義烏市人大代表；2006年1月15日，上海市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開幕，其中，兩名外來務工人員代表列席參加審議了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隨著農民工參政逐漸從個別行為變成部分數量，農民工參政作為一個熱點，擺到了我們的面前。
當許多媒體以各種各樣的溢美之詞評價農民工參政這個問題時，筆者倒以為，從媒體過去的避而不談到如今很多地區涌現出的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人大代表和宣傳典型，這其實是把這個簡單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化了。而且在這個漸進的過程中，農民工身份的提及和參政聯係在一起，實際上是將憲法賦予公民的正當權利與我們每個人都時刻參與的政治生活人為地割裂開了。農民工參政，最本質的涵義其實是“替我說話”到“我要說話”的公民正當權利自我覺醒的過程。當然，這種覺醒，少不了大背景的推動，更不能將政府的努力避而不談。
農民工參政放在政治學上分析，是一種治理模式的創新與改革。在現代社會，廣義上的治理模式其實是一種開放性治理結構。這種開放不僅意味著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打破由政府包辦地方治理的權力格局，而且意味著在日益擴大的社會流動的基礎上形成能夠不斷容納外來人口共同參與治理的動態格局。隨著市場秩序的縱深拓展，越是經濟發達地區就必然要越多地吸納這種治理模式，就越需要更多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口來參與本地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而這些不同的人口裏，當然也包括外來人口，尤其是農民工。這些外來人口固然終會“流失”，但他們對該地區經濟發展和事業作出的貢獻不應被遺忘。農民工參政，實際上是個人政治價值的自我體現與法定權利得到滿足的雙重表現，不會因為知識的多少和身份的區別而被抹殺，更不會因為農民工這一特定稱謂本身涵蓋的個體流動性和非固定性而被否定。因為他們的參政權利，是憲法賦予的，甚至是與生俱來的。
農民工參政之所以被關注，這其實是從另一個側面檢討著城市生活中的不足。當前，在城市務工的民工有1.2億人，這就意味著我國城市勞動力人口中，三個人中就有一個是民工。在城市裏，從建樓、裝修、搬家、保潔、送水、速遞到餐飲、賣菜、理發、修車擦車，包括看孩子、侍奉老人，對一個城市而言，幾乎每個角落、時時刻刻都離不開農民工。城市屬于我們，同樣也屬于農民工，他們的勞動汗水早已和繁華都市融合在一起，他們和城裏的所有職工一樣，都在平凡崗位上奉獻著自己幸福著別人。但由于戶籍制度等原因，農民工在政治上始終無奈地扮演著“局外人”、“邊緣人”的角色。他們沒有時間回到家鄉去參加選舉，也沒有權利參加城市裏的選舉，所以當城市為了保障他們的權利特地打開一扇窗時，他們倍加珍惜自己的話語權，他們渴望通過參政這種有效的途徑，能夠更好地代表自己的階層反映正當的訴求，參與城市的決策，進而獲得人格的尊重和身為城市主人翁的榮譽。這樣的要求理應得到滿足。
農民工參政最積極的意義在于，它打破了地域界線，拉近了心靈距離，增強了團結的力量，這樣的城市才是一座從裏到外都散發著無限溫暖的宜家之城、和諧之地！（李曉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