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中國模式”？

徐學江

“中國模式”這一概念，近幾年來以越來越高的頻率出現在國際學術界和輿論界，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門話題。國外談論的熱度似乎比國內還高。

3月27日，《參考消息》第9版刊登了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詹得雄寫的《國外熱議“中國模式”及其啟示》一文，對國外關于“中國模式”的議論作了簡明的概括，大體分為“西方解讀”和“非西方解讀”兩大類，既有褒揚的，也有貶損的。文章還從國外熱議中引出六點啟示。

筆者希望有更多的國人對我們自己的模式進行認真、冷靜地思考，加深認識，分清利弊，減少盲從，增強自信。本人願意在此談談對“中國模式”的粗淺認識，算是對詹文的補充。

一、我認為，對國外關于“中國模式”的議論，要抱平常心態。有些輿論說，“中國模式”在佔人類五分之一國家裏創造了“世界奇跡”，是一條社會穩定和快速發展的成功之路，對發展中國家甚至新興民主國家“有吸引力”。聽了這類讚揚言論，千萬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要認為我們的經驗有普遍價值，主動向人家推銷。有些輿論對“中國模式”表示擔憂，說這種模式“成為一種替代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的令人感興趣的選擇”，“是自由民主制度要面對的最大挑戰”，中國對西方的威脅“不是來自中國的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方面，而來自于被忽視的中國模式”。對于這類擔心，我們心裏清楚，這只不過是形形色色“中國威脅”論的一種。我們的模式是和平發展的模式，非排他性的模式，根本談不上對其它模式構成“威脅”。西方某些人感到受威脅，是他們心態不正常。還有些輿論對“中國模式”表示懷疑，認為現在談論“中國模式”成功為時尚早，還“有待時間和歷史考驗”。有些輿論攻擊我們的模式是“一黨專制”、“沒有民主”等等。對于懷疑和攻擊的言論，我們不妨把反話當作正話聽，引以為戒。對“中國模式”有這樣那樣的看法，屬于正常，毫不奇怪。

二、模式多樣性是客觀存在，是好事。世界上有許多政治經濟發展模式，我們經常聽到的有“美國模式”，“德國模式”，“日本模式”，“北歐模式”，“四小龍模式”，“蘇聯模式”等等。近幾年談得最多的除了“中國模式”外，還有“印度模式”。最近喜馬拉雅山南麓小國不丹，國王主動廢除君主制實行民主制，創造了“雖不發達富裕（人均GDP700美元），卻社會祥和、保持一片青山綠水”的“不丹模式”。各種模式都有自己的特點，彼此並不相同。即使所謂有“共同價值觀”的西方模式，彼此也有差別。不應該把某一模式說成世界上唯一最好的模式，並強加于人。讓多種模式和平並存，正是大千世界多樣性的反映，有利于各國通過比較取長補短，有利于人類社會進步。

三、把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逐步建立和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稱作一種新型“模式”，應該說並不過分，中國人自己應該理直氣壯地承認這種模式。這種模式的確明顯地有別于所有其它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蘇聯模式，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模式也有很大區別。“中國模式”，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創造，體現了當代中國人的智慧，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和鮮明時代精神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在總結自身幾十年執政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總結蘇聯等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吸收人類文明成果和先進管理經驗的基礎上，開辟的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這個模式，對我們這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多民族發展中大國來說是最適合的。

四、評判一種政治經濟社會模式的優劣，應該有一些普遍公認的客觀標準。最重要的標準應該包括：一看能不能提供長期的、持久的社會穩定；二看能不能實現較快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保證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三看能不能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四看是否符合本國國情，得到本國人民（或者本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其中，提供社會穩定最重要，正如德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所觀察到的：“中國發展成功和失敗其實只有‘一線之隔’，走錯一步，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而這其中的關鍵就是‘保持穩定’”。

過去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和事實表明，“中國模式”比較好地達到了上述要求和標準，因此可以說，“中國模式”是個好模式，盡管還有許多需要完善之處，但已初步顯示了很強的魅力和生命力。

“中國模式”為飽經動亂、憂患、貧窮、落後之苦的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了1840年以來最長時期的社會穩定，實現了過去30年年均9.7%的經濟增長，使一度瀕于崩潰邊緣的中國經濟發展到總量躍居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位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農村貧困人口從兩億五千萬減少到兩千多萬，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取得全面進步。不久前，美國《新聞周刊》文章評論說：“中國在20多年內實現了歐洲200年所經歷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社會轉型”，而且中國的成就並非按照西方的價值標準取得的。“中國模式”令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

五、“中國模式”的特色表現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特別集中地表現在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

“中國經濟模式”表現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以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以及混合經濟中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成分）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除了公有制經濟外，還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鼓勵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依法平等競爭，互相促進。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基礎作用的同時，政府在發展目標、發展方向、利益協調、解決發展中各種全局性矛盾等重要方面扮演積極的宏觀調控角色。這種經濟模式，既能調動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充滿生機活力，又確保社會保持一種健康有序的競爭和發展環境。以人為本，改革和發展成果為全體人民共享。

“中國政治模式”主要表現為：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黨政治，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斷推進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八個民主黨派不是反對黨、在野黨，而是參政黨，它們與共產黨不是對立的、互相競爭的關係，而是親密的友黨、合作者和監督者的關係。這種政黨制度不同于西方國家兩黨或多黨競選、“輪流坐莊”的政黨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國家的根本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傳達民意，凝聚民意，制定法律，審議批準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和發展計劃，審議批準國家財政預算決算，任免國家工作人員，監督政府。中國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中國共產黨和各級政府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重大問題堅持集體決策，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實行領導任期制，任何同一職務任期不超過兩屆。

六、談“中國模式”，不能不談中國的“政治模式”。“中國模式”雖然已引起國際廣泛的興趣和重視，但對中國“經濟模式”持肯定、讚賞看法的比較多，而對中國“政治模式”，不理解或持菲儀、懷疑、貶低甚至否定看法的不少，國內也有一些人附和西方的看法。

任何現代社會都需要民主，也需要集中，缺一不可。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模式，應該表現在它具有有效處理集中和民主關係的機制。如果權力過分集中，達到集權專制甚至個人獨裁程度，那必然削弱甚至剝奪人民民主權利，必然導致人民不滿，社會動蕩，國家不可能很好發展。如果民主失控，走上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也必然導致社會動蕩，破壞社會發展，人民也不可能真正享受民主權利。中國是長期的封建專制社會，又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過去的經驗證明，中國極易走向這兩個極端。經過多年改革完善，中國今天的政治模式比較成功地解決了這個難題，實現了集中與民主的平衡與統一，保障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和和平發展。

有些人對中國“政治模式”持消極看法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習慣于把西方政治模式描繪成人類社會最完美的、終極的政治模式，凡不符合西方模式標準的模式都不是好模式。他們的觀點集中到一點，就是認為，中國是“一黨專政”，“專制”、“獨裁”，沒有西方的“兩黨制”民主。其實，中國政治更講內涵和實質，而不是表面形式，中國政治模式的主體性、獨創性和優越性，正是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共產黨執政下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與兩黨制相比，社會主義民主更著重“民主協商”、“政見包容”、“利益兼顧”、“和諧共贏”，因而更加實在、可靠，層次更高。兩黨制的對抗和競爭，表面上轟轟烈烈，似乎很民主，但選舉結果總是“少數”（最多可能達49. 0％）不得不屈從“多數”人意志，他們的主張和意願總是因為他們支持的政黨的“失敗”而遭到抑制；每一次選舉都造成從上到下的社會裂痕，尤其那些民族、宗教復雜的發展中國家，選舉總是伴隨著仇恨、衝突、暴力、流血，前次選舉造成的創傷未愈，新一輪對抗又將開始，周而復始，永無寧日；因為兩黨是對立、對抗關係，許多國家常常形成根深蒂固的幫派體係，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包括許多公權力部門甚至司法係統；反對黨、在野黨既不可能甘心屈從執政黨的意志，執政黨在反對黨刻意掣肘下也難以順利地執政。司空見慣的現象是，競選人互相對罵，互揭瘡疤，不擇手段地攻擊、造謠、抹黑對手，對自己則大言不慚，自我美化和標榜，對選民竭盡討好迎合之能事；廣大選民不可能對競選人真正了解，往往僅憑幾場口水戰的觀感，憑競選人的口頭宣示，甚至憑競選人的長相和愛好，來決定投誰的票，因此選出的領導人往往未必就是真正優秀的。正因為西方民主並不完美，一些不具民主傳統的發展中國家勉強引進後更是弊端叢生，導致它們幾十年不見多少進步，有人感嘆，二戰後新生的國家沒有出現一個成功的“民主典范”。

西方有不少學者開始認識到西方民主的局限性。美國學者蒂姆·哈克勒3月25日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發表題為“民主是人類的自然狀態嗎？”一文認為，歷史證明，是文化決定哪個國家適宜民主。只有在那些具有啟蒙文化傳統的國家，才能實行西方民主制度。西方民主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他說，如果把19世紀參與啟蒙運動或直接受到啟蒙運動影響的國家，在地圖上涂上顏色，再把21世紀所有民主國家的地圖涂上顏色，會發現當年的22個國家和現在的民主國家基本上是一樣的。

七、一黨長期執政並不必然導致“專制”、“獨裁”，關鍵看制度設計，看有沒有民主機制和監督機制。

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制度，是歷史形成的、人民擁護的、民主黨派讚成的。經過幾十年的完善，這個制度已逐漸成形、成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和領導方法是實行民主集中制，重大問題都是在民主討論基礎上的集體決策，這比西方行政權力高度集中的總統或總理個人決策更民主、更能發揮集體智慧。事關全國、全局的重大問題，重大方針、政策、法律、制度的產生或廢止，重大治國方略的制定和重大建設項目的立項，都在黨內、黨外，在黨的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上，在各民主黨派中，廣泛討論，反復徵求意見，通過各種渠道匯集民意，吸收各種有益的建議，最後通過法定的程序確定下來。中國政治決策過程所體現的民主精神，比許多兩黨或多黨對立的國家要充分得多。在中國，人們對國家和本地區每個時期的發展方向、目標、實現目標的舉措，都是清楚的，對黨和政府當前做什麼，將來做什麼，國家的困難是什麼，人民的要求是什麼，也都是清楚的。人民的民主權利不斷擴大和得到落實。中國人比較習慣這種方式的民主政治。

一黨長期執政，只有在實際存在領導職務終身制、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監督制形同虛設的情況下才可能導致“獨裁”和“專制”。現在，無論中國共產黨黨內職務，還是國家行政職務，都實行嚴格的任期制，同一領導職務不得超過兩屆10年。民主集中制不斷加強，各種監督機制日臻健全。在這種條件下，“獨裁”和“專制”從根本上失去了產生的土壤。

八、中國人從自身的實踐中懂得，中國人必須走自己的路。中國必須創造一種適合自己國情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照搬照抄別國的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過去北洋政府和當今的臺灣地區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都不成功。新中國成立後，照搬蘇聯模式，也不成功。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正確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一種新模式從產生到成熟，需要很長的過程。西方的民主模式已運轉200多年至今仍然問題不少，何況我們才二三十年呢？“中國模式”的發展道路也不會是平坦的，它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不斷加以完善，也需要全國人民的關心、耐心與呵護。但相信經過改革完善，這種模式一定能把中國帶向光明的未來。

中國人決不會放棄自己來之不易的發展模式。但中國人也決不向別人推銷自己的模式，中國人很清楚，適合中國的政治經濟模式不一定適合其它國家。正如鄧小平1985年9月對加納元首傑裏. 羅林斯所說：“請不要照搬我們的模式。如果說我們有什麼經驗的話，那就是按照自己的國情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