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銅川一名患有中度精神發育遲滯的少女，在最近兩年先後被兩名礦工多次姦污後導致懷孕。家人報案後，銅川市公安局虹橋分局以“犯罪事實輕微”為理由不予立案，未對兩名礦工採取刑偵措施。（4月12日《華商報》）
當地公安部門的這種做法，已經不是一個業務水平問題，而是濫用立案權取代了判決權；就該案事實來說，不僅嚴重曲解了《刑法》，更是嚴重違反了《刑事訴訟法》。
據報道披露的基本事實，當地公安機關不予立案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有兩個基本事實無可動搖：一是被害人為智障少女，二是姦污造成她案發時已經懷孕6個月，不得不進行引產。這都屬于在量刑幅度內的從重情節，而不是所謂“犯罪事實輕微”。被害人作為智障少女，在公安部門那裏居然成為“加害人不因此承擔責任”的理由。如果這種思維成立，強姦智障女性的犯罪分子豈不要奔走相告？因為，他們可以“不因此承擔責任”了。
“犯罪事實輕微”這一理由唯一不夠荒唐的地方，是畢竟還承認了“犯罪事實”，即承認兩位礦工犯了強姦罪。但《刑事訴訟法》什麼時候賦予公安部門判定這一“犯罪事實”輕微或不輕微的權力了？作為刑事偵查機關，公安部門所擁有的權力和責任只是查清事實，至于犯罪事實輕微或不輕微，屬于判決權，而不屬于偵查權。判決權主要由法院掌握，但當犯罪事實確實輕微、可不予刑事處罰時，作為公訴機關的檢察院可以作出不予起訴的決定，這是判決權極有限地向檢察機關轉移的中國特色。但判決權不存在向任何偵查機關轉移的問題。即使是檢察機關，由于它擁有偵查權，不予起訴決定權的使用也有嚴格的限制，檢察機關內的偵查部門不得使用這一權力，只能是起訴部門可使用這一權力；即使起訴部門使用這一權力，法律也有嚴格限制。
判決權有限地轉移給檢察機關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是中國司法改革所應予逐步解決的問題之一。判決權獨立無論在何種法係都是現代司法的基本特徵，而檢察機關擁有一定程度的判決權使司法在檢察這個環節存在了一定程度的混沌性和原始性。在這樣的狀況下，要維持司法公正，就必須限制偵查環節的越權，防止公安機關變換花樣使用判決權。在這一問題上，關鍵是兩個環節，一是防止把治安處罰權與刑事判決權混淆，二是必須杜絕用立案權取代刑事判決權。而對智障少女被強姦案不予立案，正是這樣一個用立案權取代刑事判決權的典型事例。（顧則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