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商報》報道：日前河南省洛陽市政府在媒體上發布消息，決定採取公開招標方式，委托社會力量起草《洛陽市中小學校學生人身傷害事故預防與處理條例》的草案代擬稿，洛陽市行政區域內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律師事務所以及法律專家、教育工作者，均可以單位名義投標起草 。這是繼鄭州之後，河南省又一個嘗試“民間立法”的城市。
仔細想來，“民間立法”一說也許並不嚴謹。立法是一係列的過程，按照中國憲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立法程序包括法律案的提出、審議、通過、公布生效等等，擬定、提出草案僅僅是第一步，還談不上真正的“立”。不過，相對于目前“法學家法”色彩濃重的專家擬草案，民間擬草案確實具有了更鮮明的大眾色彩和民主色彩。
從理論上說，全體公民都擁有參與立法的權力。“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直是我黨的光榮傳統和基本方法；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但是從近些年的立法實踐看，從全體公民擁有立法權到全體公民實質性地、有效地參與立法，二者之間還有很大很大的距離。完全可以描繪出這樣一幅美好的社會圖景：在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公民社會和公平得到最大程度體現的現代社會裏，凡涉及全體公民利益、公共秩序的法律，都是全體公民共同意志以及機會均等地表達各自意志的產物；凡是涉及部分公民利益、某領域秩序的法律，也是利益相關者共同利益以及機會均等地表達各自意志的產物。至于全體公民如何參與立法，如何表達意志，例如是“代議制”還是“全民公決”，只要持有如此理念，肯定能找到相對科學、合理的方式、方法。
然而，現實往往與理想存在程度不等的差距。例如，公職人員的物質待遇以及如何在公務中花錢，按說就應該通過全民參與的方式立法並依法運行，因為這事兒與全體公民的利益密切相關。誰都知道，政府所有財政收入均來源于納稅人直接貢獻和其他公民的間接貢獻，故財政資金的所有權、支配權都應屬于全體公民。然而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比如官員配什麼樣的車、公務車改革後不同級別的官員應該拿多少錢的交通補貼費等等，卻基本上是地方政府自己給自己“立法”，老百姓並無權參與，甚至連知情權都無法保證；在很多直接涉及公共事業、公益設施、社會保障等事項的立法中，往往也是利益集團意志明顯大于民眾意志，某些價格聽證會甚至變成“走過場”。
鑒于上述分析，河南洛陽的“民間立法”嘗試其意義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深遠的。正如河南洛太律師事務所律師杜鵬所說，採取招標方式進行法規草案的起草，能集思廣益，能體現更多民眾的訴求，還體現了立法的民主性。民間人士更貼近社會、更了解社情、民情，由他們起草的法案往往也更符合客觀實際、更具可操作性；群眾的智慧是無限的，單個的民間人士其智商或許高不過專家、權威，而無數個民間認識智慧的集合，一定會高于專家、權威；假如把當前常常採取的專家擬法案視為“獨家經營”，那麼民間擬法案就可被視為“自由競爭”，而健全秩序下市場的自由競爭、充分競爭更能提升質量、提高效率是一條淺顯的經濟學常識，同樣也可應用于立法上。“民間立法”更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在于，它是在彰顯一種理念、一種社會文化：既然每個公民尤其有能力和條件的人都可以參與立法，都可以為民主法制建設作一份貢獻，那麼，人人首先都應該關注立法、關心法治；既然人人都變得關注立法、關心法治，那麼，人人都會于自覺和不自覺間增強公民意識、遵紀守法意識。至于真正意義上的“民間立法”或曰全面參與立法，有待探索的東西還很多、很多。（劉以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