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對蒙“新政”及馳廢“蒙禁”

        晚清以來，清王朝面臨的各種危機越來越嚴重，特別是與西方列強簽訂《辛丑條約》以後，內外交困的清統治者不得不擺出一副實行多方面變革的架勢，即所謂清末“新政”。新政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國範圍內予以推行。在內蒙古地區，除了推行與全國相同內容的新政措施外，放墾蒙地是清朝對蒙新政的特殊內容。1902年，貽谷被清廷任命為督辦蒙旗墾務大臣，開始辦理西蒙墾務。內蒙古東部地區的墾務是由黑龍江、吉林、盛京將軍和熱河都統分別督辦的。蒙墾政策在施行中受到了蒙古族各界的普遍抵制，在一些蒙旗，如伊盟準格爾旗等地還發生了武裝抗墾鬥爭。在數年內，許多牧場被開墾成農田，出現了大片的農業區。官府在放墾過程中，徵收到大量的押荒銀和地租。在許多不宜於農耕的地區，官辦墾務破壞了植被，使當地的生態環境趨於惡化。
    清政府採納一些封疆大吏和官員提出的“籌蒙改制”的建議，在內蒙古地區廣設府廳州縣，特別是在蒙墾推行後出現的農業區，廳縣等地方治所的設置尤為集中。在內蒙古西部地區，當時設置了武川、陶林、東勝、興和、五原等廳；東部在昭烏達盟境內設林西、開魯二縣，卓索圖盟境內設阜新、綏東、建平等縣，哲裏木盟境內設洮南府、遼源州和靖安、開通等10個廳縣，呼倫貝爾境內設臚濱府、呼倫廳等。成批地設置府廳州縣，使盟旗管轄的地域不斷縮小，蒙旗的權益也受到嚴重侵奪。
    編練新軍是清末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1901年，綏遠城將軍信恪從駐防的滿洲八旗兵中挑選了300人，開始訓練新式常備軍和續備軍。同時，他還挑選了60名滿洲八旗子弟作為武備學生，創建了武備學堂。1903年，貽谷接任綏遠城將軍。他對編練新軍十分重視，積極籌措軍費，並為綏遠地區的新軍購買了新式槍炮。1904年，土默特旗的常備軍得到改編，原有的300名兵丁縮編為200名，分為左右兩翼，設有管帶、哨官、排長等軍官。1905年春，綏遠新軍訂購到了400支毛瑟步槍，240支馬槍，每支槍還帶有1000粒子彈；土默特常備軍也訂購到了馬、步快槍240支。此後，貽谷還派榮昌、賦儀等官員到京津地區找外國洋行訂購了新式鋼炮和另外一些新槍和子彈。同時，在綏遠城內還為新軍修建了軍械所。這樣，綏遠新軍的裝備大有改觀。
    1906年，綏遠常備軍改為陸軍。這支陸軍在原有的常備軍基礎上擴編為一個營，共計兵丁500余名。同時，綏遠武備學堂也改為綏遠陸軍小學堂，開設了多門新課程，如修身、國文、英文、歷史、地理、算學、格致、圖畫、訓械、操練、兵學等。貽谷等官員也打算擴編綏遠地區的陸軍，籌建陸軍中學堂。貽谷還在1906年創設了巡警，在綏遠城（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內設巡警總局，下設四所分局，分駐該城東、西、南、北四街。這些巡警兵共120名，其警官和巡官大多由綏遠武備學堂的一些畢業生擔任。同時，土默特旗也創設了巡警兵。
綏遠地區編練新軍，雖然規模不大，但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清朝覆亡時綏遠地區已編練成陸軍步兵、騎兵共3個營。另外，在1903年以後，察哈爾都統也對其蒙旗馬隊進行了編練，配備了新式武器。
    學制改革也是清末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1903年，歸綏道&樸壽把古豐書院改設為歸綏中學堂，這是綏遠地區較早的一所新式學堂。第二年，綏遠城將軍貽谷在啟秀書院的舊址上創辦了綏遠中學堂。1905年，貽谷又在綏遠城創辦了1所蒙養學堂和5所蒙小學堂。1906年，歸綏道&胡孚宸在歸綏中學堂內又建立附設師範學堂和模範高等小學堂。這時，歸綏道所屬各廳幾乎都成立了初等和高等小學堂。例如，豐鎮廳就建立了4所高等小學堂。
綏遠中學堂還從山西省聘請了兩名教員，該校開的課程有經學、國文、算學、英文、格致、圖畫、歷史、修身、地輿、體操、科學、博物等。綏遠蒙養學堂後改為初等小學堂。貽谷還創設了半日學堂，將綏遠蒙小學堂發展到10所。1907年，歸化城副都統文哲琿把啟運書院改為土默特高等小學堂，任命卜瑞機為堂長。
    1904年，歸綏道曹受培用公費保送龔秉鈞、李景泉等人到日本留學。另外，劉兆瑞等人也一同去日本自費留學。1908年，歸化城副都統三多創辦了一所圖書館。圖書館附設閱報社。該圖書館在民國年間改稱綏遠省立圖書館，今天的內蒙古圖書館就是在它的基礎上創建的。
同一時期，內蒙古東部區的喀喇沁右旗也出現了一所新式學堂──崇正學堂；科爾沁左翼三旗在昌圖聯合創辦了蒙漢高等小學堂和體育師範專修學堂。清政府還在北京創辦了滿蒙文高等學堂和殖邊學堂等，專收或兼收蒙古族子弟入學。新學堂不僅傳授新知識和新技術，也傳播了新思想和新文化。
    創辦實業也是推行新政的重要內容。1904年，貽谷和地方紳商創辦了綏遠工藝局，主要經營栽絨和皮革加工業。第二年，胡孚宸創辦了歸化城工藝局，主要經營毛紡織業，也屬於官商合辦。另外，貽谷還倣照內地的養濟院創辦了一家女工廠，稱"恤緯堂"，主要是製作軍衣、軍鞋和編織草帽等。這些工藝局和官辦工廠只有幾十人的規模，但對於推廣技術和轉移風氣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當時，貽谷等官員還整頓了土默特旗境內的煤炭窯。1902年，綏遠城和歸化城各設一郵寄代辦所，不久，在薩拉齊、包頭和托克托等廳內也出現了郵寄代辦所。歸化城還開設了電報業務。1908年春，張家口至綏遠的鐵路建築開工。在內蒙古東部地區同時期內有喀喇沁旗綜合工廠的出現，另外還有蒙古實業公司、大興安嶺祥裕木植公司以及郭爾羅斯前旗的大布蘇造鹼公司等實業也得以創辦。北京至黑龍江、外蒙古的電報幹線，在郭爾羅斯後旗和蘇尼特右旗都設立了中繼電報所；在昌圖、赤峰等重要城鎮都設立了電報局、所，隨後又相當普遍地出現了郵政局、所。
    隨着官放蒙地及相關的許多措施的推行，“蒙禁”政策變得更加松馳並最終被廢除。蒙禁政策是禁止蒙古各部越界&&以及互相貿易、通婚，更禁止蒙古人學漢族文化、與漢人通婚，限制漢人到蒙地貿易、耕種等。這種人為的限制政策，在近代以來越來越松馳了。鴉片戰爭以後，清官府對旅蒙商的限制在逐步放鬆，而對所謂的“墾禁”，清政府從清中葉以來就對個別王公的招民墾種採取了默許態度。到19世紀末，清政府已在許多地區推行"官墾"蒙地。特別是清末新政期間的官放蒙地，不僅廢除了墾禁，也是在鼓勵漢民到蒙旗墾種和定居。同時期在蒙古地區施行的諸多政策也促進着蒙禁政策的廢馳。1910年9月，清政府發布了關於為籌辦蒙務應酌情變通舊例的奏議，明令廢止了墾禁和商禁，允許並鼓勵蒙漢通婚，允許蒙民學習漢文，可以聘請漢族教師等。這是清王朝對蒙政策轉變的明顯標誌。
    隨着時勢變遷，清政府取消了蒙禁政策。從客觀上看來，這有着較大的積極意義。因為蒙禁政策違背歷史發展規律，也與廣大民眾的意願相左。在廢止蒙禁的同時，清王朝的許多政策又在損害着蒙古民族的傳統權益，比如大規模的官辦墾務，重在搜刮，忽視畜牧業和當地民眾生活的具體情形。允許蒙民學習漢文，不久即走向其極端。清政府推行“憲政”時，規定只有“能通漢語”者才有選舉和被選舉的資格。實際上當時蒙旗很少有精通漢語者，官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變通，卻強調下不為例。

（李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