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昭君文化三議
|
|
匈奴之名稱形成于戰國時期，對中原諸國而言，匈奴是北方最大的威脅，所以才有燕長城、趙長城和秦長城的修建。此前匈奴或稱鬼方，或稱山戎，或稱獫狁，或稱葷粥，多養馬、牛、羊等牲畜，逐水草而居，過著悠放、豪爽、雄健而不艱辛的遊牧生活。《史記匈奴列傳》稱其為“夏後氏苗裔”，先祖叫“淳維”。此載雖出自傳說，但是匈奴族與華夏諸族實為同種，只是不同文而已，應是不易的確論。匈奴人性格爭強好勝，喜歡徵伐，這是也世界上各遊牧民族早期共有的特徵。他們與農業民族的爭奪屬于生存鬥爭的范疇。秦始皇在經歷了一係列的重大改革與調整之後，在與匈奴長期的鬥智鬥勇的過程中，以穩固、強大、繁盛的農業社會為基礎，逐步奪取了主導權，不斷促進了民族間的融合尤其是與匈奴族的融合，為唐以後，留在中國的匈奴人完全融入漢族，融入中華民族，融入農耕文化創造了可能。這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趨勢的過程，而昭君文化恰恰是適應與代表了這一進步趨勢。這是王昭君能被世代傳頌，能被充分肯定的根本原因。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典型除王昭君之外，只有唐文成公主。她們是為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的偉大女性，是二座歷史的豐碑。 和親政策自古以來就是民族間、國家間解決矛盾的一種重要手段。有的是強者的恩賜與籠絡，有的是弱者的求和與屈從，有的是對等者利益的結盟，有的是敵對雙方間的暫時平衡。處處是玩著智與勇，忠與詐的權謀角逐。而漢代的和親政策，自漢高祖平城之役後，經歷了一個由被動屈辱向過度徵伐的過渡，轉而又主動落實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與漢朝的由初創到發展，由發展到極盛，再由盛轉衰的歷程十分合拍。雙方的實力在此過程中此消彼長，漢朝統治者對匈奴先蔑視，繼而震栗，進而忍辱負重，終至戰略反攻，轉而得意忘形，窮兵黷武，乃至府庫空竭，民怨沸騰，最後歸于理性。使匈奴因此大舉內附，贏得民族和睦的重大轉折。150年爭奪戰，通過昭君出塞，換來50年的和平。可以說，歷史創造了王昭君，歷史成就了王昭君，而王昭君也的確不折不扣實現了歷史賦予她的責任，成為一個成功者。 自晉以來，王昭君經常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紅顏薄命是其主題。王昭君成了一場政治交易被逼無奈的犧牲品，也是古代重男輕女思想影響下的深受屈辱的典型代表。其實，王昭君在遠嫁匈奴的前後，肯定有哀怨，有無奈，但更有決絕，有志氣。我們不能被古代文人學士的浪漫悲情與道德偏見所左右，應該看到王昭君是一個有真性情，敢作為，求幸福，能屈伸的女中大丈夫，永遠值得我們紀念。 （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 周天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