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腰板挺直也沒有發福，現在的徐守忠和40年前比已經完全是兩個模樣，那時的他頭發還很濃密，一副整潔的青年學生樣子。徐家祖輩都是農民，但父親復員後安置地方工作，徐守忠也開始逐步適應了農村到了城市的過渡。
摘“帽”進法院
10年文革，因父輩而被扣上“白專道路”、“黑五類”帽子的徐守忠和大部分類似家庭出身的同齡人並沒什麼區別，日子也還算是沒什麼大麻煩。真正引起人們注意的還是當時剛從內蒙古師范學校畢業的他，因不服對自己家庭的定論和對時世的辯駁又被扣上“為反動家庭翻案的階級異己分子”、“現行反革命”帽子進了“牛棚”。
如果說歷史沒有發生改變，那些年的文革生涯也就只能成就了徐守忠的一個悲劇人生。盡管生活的不幸各有不同，徐守忠的幸福還是來得和當年那些苦盡甘來的人們一模一樣。
文革結束後，徐守忠被選派到文革受“災”較嚴重的商業係統任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人，為所謂“反共救國軍”、“特務”等八十余名幹部群眾提出平反昭雪的意見，自家的冤枉也在此期間得到解決。
1978年，全國恢復公檢法後，這個學中國漢語言文學的青年被組織選調到法院工作。
組織指派當律師
“我當律師不是考取的，而是因工作需要組織指派。”徐守忠在這條路上摸索了30年。
文革結束，法制建設萬廢待興，公訴，公開審判、律師制度幾乎在同步得到恢復。當時律師工作由法院管理，還穿著一身借來的公安制服的徐守忠被組織指派當了律師。
做為恢復律師制度的全國試點之一，內蒙古自治區在赤峰市法院成立了法律顧問處。按照心目中對施洋大律師的景仰，徐守忠寫了副“律師應仗人間義”的五米長橫幅挂在辦公室後墻上，開始了自己的律師生涯。
70年代末，中國的律師接受的案件基本以刑事案件為主，刑事辯護並不收取費用，當時刑法、刑事訴訟法尚在制定之中，刑事審判主要依政策進行。為搞好赤峰市文革後第一次公開審判，徐守忠帶著幾個人向五十年代當過律師、審判員、檢察員的老同志請教，翻閱可資借鑒的書籍資料。
1979年3月16日，劉某自行車盜竊案在赤峰市工人俱樂部大廳公開審判，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憑票旁聽，全市有線廣播記者到庭採訪，市有關領導和檢法機關領導到庭指導。首次公開審判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廣大人民群眾對律師的展現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和支持。在不到一年的公開審判試點工作期間，赤峰市可容納百人以上的會議室、影劇院、俱樂部大廳幾乎都曾被用做公審，廣大幹部群眾旁聽熱情不減，律師自然也就成為新聞人物。
80年代初期，司法行政部門開始得到恢復，法律顧問處也更名為律師事務所，律師歸口司法局領導，徐守忠也開始分管律師工作。由于“法律顧問處”過去一直隸屬于人民法院，人們心目中難免有了一個領導機關的定式。律所成立後，徐守忠按照門框的尺寸做了一個木牌挂在墻上，比法院的門牌要小，不料這在後來一段時間內竟被誤認為赤峰所有律所招牌的“法定”尺寸。
“當時我只能在不斷的解釋中期待變革。”二十多年後的徐守忠說，此時他已經60歲，原先濃密的頭發早已蕩然無存。
甘當鋪路石
1982年，社會的進步讓司法建設逐步走向了正軌。徐守忠受有關部門指派，出題考錄赤峰地區首批律師，“當時的律師考試和今天相比確實十分簡單，報考的人員也以教師等為主，不過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這已經是司法制度建設的一個重大變革，今天，當年獲得律師資格的18名律師經過不斷的補充學習現在都已是各個律所的主任。”
隨著80年代“嚴打”鬥爭的開始，律師刑事辯護業務暫停，徐守忠又被組織調法院從事刑事重案審判工作。嚴打結束後，自1985年起徐守忠回到赤峰市司法局、政府辦公室等做領導工作，兼職律師、政府法律顧問。
“全社會民主和法制意識的提高程度決定對律師的需求和發展。”作為赤峰地區普法辦主任，徐守忠歷時13年編寫教材，宣傳法律知識，先後在赤峰市黨校、赤峰學院及電大法律專業兼職，從事法學教育工作。
“我國律師制度建設從無到有，從當初組織指派到今天的司法考試，如果說不斷學習是律師職業生涯中成長的基礎，那律師就是一個國家司法制度建設的鋪路石。”90年代，仲裁委員會重組，赤峰市是內蒙古自治區的試點市，從事了多年律師工作的徐守忠被聘為仲裁員、赤峰仲裁委專職副主任兼秘書長。
盡管2003年以來再沒有進行律師注冊執業，徐守忠對自己職業生涯中最滿意的說法還是“我曾經是一名人民律師。”
(王長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