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起，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決定，將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由現行的3‰調降至1‰。股市應聲大漲，24日當天滬市上漲304.7點，漲幅高達9.29%，為1996年12月實施漲跌停制度以來的歷史第二大單日漲幅，也是近七年來的最大
單日漲幅。

    最近一周，監管層的政策“組合拳”頻密出手，中國證監會4月20日發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轉讓指導意見》，限制大小非（股改後限售股票）解禁；4月23日國務院又通過《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證券公司風險處置條例》兩項針對證券公司的規范制度。

    所有這些，被市場上很多人解讀為政府的“救市”之舉，但如果從深層次上分析，此次監管層出臺的一係列措施，早已與過去那種以“救指數”為目標的股市調控思維相去甚遠，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政府致力于資本市場制度建設的努力更為準確。

    向市場“守護人”轉型

    在我國，對政府與資本市場的關係方面的爭論始終就沒有停止過。股市從1000點上漲到6124點，人們開始圍繞是否存在“泡沫”展開了爭論，不乏有力主政府通過幹預擠壓泡沫的觀點，而伴隨著股市從去年10月開始的大幅下跌，又引起了政府是否應當救市的激烈爭論。其實，歸根結底以上爭論是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

    且不去評論以上爭論，不爭的事實是，健康穩定的資本市場已經成為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宏觀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對資本市場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了，健康完善、安全運行的資本市場能夠極大地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也要求資本市場有良好的投資環境。可以說，資本市場的穩定，事關國家發展和百姓民生。

    那麼，政府在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方面應該充當什麼角色呢？顯然，政府應該是資本市場發展的推動者和資本市場穩定的守護者。這是市場其他主體無力做到、也是政府理應承擔的職責。事實上，這也成為“國九條”頒布以來，我國資本市場監管者一直努力的方向。目前，根據我國資本市場“新興加轉軌”的特徵，監管層正在實現角色定位的轉變。

    資本市場制度的設計者。一方面良好、健全的制度和規則是市場穩定運行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市場的發展、環境的變化，客觀上要求制度和規則不斷完善。政府作為制度的設計者是否能夠設計出既嚴謹又符合實際的、具有良好可操作性的制度和規則體係，並能夠高效地、動態地加以完善，是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是政府應當著力解決好的關鍵問題。

    近年來，監管層在制度設計上不遺余力。如啟動和推進股權分置改革，完善客戶資金存管等基礎性制度，平穩處置證券公司風險，嚴厲規范違法違規行為，支持優質證券公司創新發展等制度建設，使得我國股市制度日益完善。

    當然，目前還有不少制度設計方面的改革亟待推進。如應當盡快修訂上市公司增發規則，完善再融資約束機制，以遏制一些上市公司的惡意圈錢行為；完善股票發行制度，解除給予機構投資者配售新股的特權，以維護投資者在認購新股方面的公平性，等等。

    資本市場市場機制的建設者。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資本市場上還存在諸多非市場化的成分，政府應當通過推進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建立健全市場機制，提高市場效率，豐富市場層次和市場品種。

    目前，為了發揮市場良好的籌資功能，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改變目前市場層次單一的狀況，除了大力發展主板市場，監管層還在積極推動創業板市場、場外市場以及債券市場，以滿足籌資者的不同籌資需求。而且為了完善市場的避險功能，積極著手發展期貨市場等衍生工具市場，建立市場的做空機制，以滿足投資者尤其是機構投資者的保值和避險要求。

    不過，也要看到，目前資本市場缺乏以股指期貨為代表的做空機制，使得以開放式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客觀上起到了“市場上漲時助漲，市場下跌時助跌”的作用，其結果與我們超常規發展機構投資者、改善投資者結構的初衷大相徑庭。近兩年來，機構投資者的迅猛發展，使得推出股指期貨的緊迫性愈顯突出。

    資本市場運行的監管者。資本市場的穩定運行，離不開到位、高效的監管，政府應當依據法律、法規的要求，著力建立健全資本市場監管體係，做到事前防范，事後及時依法、依規查處市場主體的違法、違規行為，加大違法、違規成本，維護資本市場公開、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則，營造良好的市場投資環境，從而提高資本市場的規范化程度，保障資本市場高效、有序地運行，進而把保護投資者利益，尤其是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小投資者的利益當作“重中之重”真正落在實處。

    當前應當強化對市場主體信息披露是否及時、完整、真實、準確的監管；強化中小投資者等弱勢群體在市場中的公平地位（如在認購新股上應當與機構投資者擁有平等權利）；強化對大股東侵害小股東利益的約束（如在增發新股時限售股股東對流通股股東利益的侵害）。

    “特殊”投資者的自我規范

    從整體上看，國家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之高，是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市場所不能及的。可以說，政府是我國股票市場中最大的投資者。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統計表明，截至今年3月末，上海證券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全部A股股本有14361億股，其中流通股3583億股，佔總股份的24.95%，限售流通股10778億股，佔總股本的75.05%。限售流通股中國家擁有9262.4億股，佔全部A股總股本的64.5%。

    作為投資者的政府有關部門，一方面有維護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確保國有資產安全的任務，所以它要關注和力求國家擁有的股份獲得較高的收益；另一方面，政府又是“特殊”的投資者，也應該致力于維護證券市場健康發展。

    因為國家擁有的股份一旦擁有流通權，股票市場價格的變化就與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緊密相關了，若股價下跌，國家擁有股份的市場價值就會縮水，客觀上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同時，若資本市場不穩定，會影響到國家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也不符合國家的全局利益。

    所以，作為資本市場中“特殊”的投資者，政府在關心所擁有股份的收益的同時，要努力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運行。由于國家擁有的股份的實際持有人相對分散，他們在市場中的行為可能會更多地考慮自身的微觀利益，很難顧及到國有資產整體的布局和利益，從宏觀上講，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需要有“整盤棋”的思路。

    當前，從政府自身利益出發，需要規范國家擁有股份持有人的行為，尤其是要規范國有股份持有人對持有股份的拋售行為，防止出現國有股東集中、大規模拋售股份，避免影響資本市場穩定情況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