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書法了不起，他的娛樂方式也是很了不起的。當年在紹興，他樂于一種“流觴”吟詩的娛樂方式，碗裏放些黃酒，讓碗在水裏漂，碗漂到誰跟前，誰就喝酒吟詩。這項小范圍的文友聚會活動，被他記錄下來，成為曠世經典，一是這種娛樂方式，二是他的字。
我讀高一的時候，到紹興蘭亭看王羲之的“流觴”，就是一條小水溝，實在不太好看。過了近二十年，今年春節故地重遊，再去看當年王羲之玩耍的地方，還是不太好看。在這麼不太好看的地方用這種方式吟詩，虧他王羲之想得出來；在這麼不太好看的地方，用這種沒有多大創意的娛樂方式還能玩出這麼大的名氣，又讓人瞠目結舌。
春節裏，我還在油炸臭豆腐的味道中，一個人遊了紹興城裏的小弄堂，看到幾個戴著黑氈帽的本土老頭老太。我又想，當年王羲之他們，是不是也戴著黑氈帽啊，這扮相，我一想象，就會不由自主地微笑。如果現在有人，把酒啊，菜啊，點心啊什麼的，搬到那條流著水的小溝邊，也像王羲之一樣玩“流觴”，弄不好，也許有人會罵：你神經啊！但在遙遠的東晉，這一切都挺正常。
前幾年，紹興有人也復古了一把，再現了“流觴”場景，黃酒倒進來，人在水溝邊坐起來，碗在水裏漂起來，引來媒體無數。你看看，什麼東西都要成為經典，一成為經典，再無聊的東西，也會變得有聊起來。
說起東晉，其實我們不由得懷念這個“自由主義”盛行的年代，我說的這種“自由主義”與政治沒有任何幹係， 我指的是個體的率性，文人放浪形骸，極盡張揚。他們高談闊論，喝酒吟詩，著奇裝怪服，活為自己活，死為自己死，痛痛快快的。在人際關係復雜的今天，誰有理由不懷念這個時代。
王羲之有個兒子，叫王獻之。王獻之與父親的個性一脈相承，很有意思。有一天，天上下著大雪，王獻之突然想念好友戴安道，他連夜乘著船去看戴安道。天快亮的時候，王獻之才趕到戴安道的家門口，他卻連門也未敲，就離去了。仆人奇怪了，問這是為什麼，王獻之說：“吾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你看看這王獻之的率性，與其父相比，過猶之而無不及。這事要是放到現在，身邊的人肯定心裏在說：“你發什麼神經！”然後，或許會考慮是不是該給主人請個心理醫生了。
現在的社會與東晉相比，不知文明開放了多少。但有一種東西，可能缺失了——那就是藏在一個人身上，現在看來有些神經質的東西。這種“神經質”其實是一種純凈的“人文主義”的堅持，他們用這種讓人匪夷所思的方式，構築起一道捍衛自己文化的防線，不容他人輕易糟蹋。而在當下，什麼東西都是可以妥協的，傳說中的那些神經質的名士，已經沒有了存活的土壤。一部分文人為官為商，一部分文人如果有點東晉遺風，也許會遭人非議，甚至被人認為有心理疾患。
時代潮流滾滾向前，我們要把每個人都打造得“正常”起來，對于文化而言，這正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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