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五一”長假的一個晚上，突然接到一位中年男子的電話：電話是從奈曼旗白音昌鄉打來的。“王記者，我是王恩的兒子。20多年前你來我們村採訪過大包幹到戶的事，我爹常提起你。現在的白音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家的變化更大。我爹催我給你打電話邀你來看看，你能來嗎?”他的話立即使我想起那次難忘的採訪情景，我說：“謝謝你爹了，我已經退休了，不過有機會我會去看看你爹的！”
沿著時光的隧道，追溯到26年前的初春。那時我在哲裏木報社（今通遼日報社）當記者，為採訪全盟第一個搞大包幹到戶的白音昌公社，清晨我從通遼乘坐長途汽車，在土路上顛簸了7個多小時才到奈曼旗。第二天又乘車趕到白音昌，這是奈曼旗最為貧困的公社。全公社有14個大隊，86個生產隊，1.3萬人口，連續20年吃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花錢靠貸款。由于當時的公社黨委書記于憲章對中央文件精神認識明確，貫徹落實的最好，包幹到戶責任制走在了全盟的前頭。于憲章對我說：“1980年，我們先對50個最貧困的隊實行了大包幹到戶。僅一年，糧食產量增長一倍，第二年全公社普遍搞了大包幹到戶。”
第二天早飯後，我步行10余裏路，來到五隊時，隊部裏無人，走了幾戶社員家，都是鎖頭看門，人都下田去了。當我走到一輛送肥車前，見到父子二人正忙著裝車，我湊上前去說明來意，知道老漢叫王恩。他邊擦汗邊揮動鐵鍬裝車，忙得不可開交。這時，我從他兒子手中接過鐵鍬，同他一起裝車。車裝好後，我發現在毛驢旁邊還放著一副繩套，見老漢上前把繩套挎在肩上，吆喝毛驢上路，他在前面拉套，兒子在後面推車。我問老漢：“毛驢拉不動嗎?”他笑了笑說：“是啊，往年送糞一天七八趟就夠多了，這幾天，每天要送十五六趟，一頭驢怎能吃得消，就幫它一把吧。”空車返回時，王恩跟我說：“你們記者是寫文章登報的，你看到大包幹後社員的生產勁頭了吧，這可是中央的好政策調動起來的啊！”我點了點頭。他又接著說：“我們隊的事能上報紙嗎?”我說：“你們幹得好，一定能，也包括你在內。”他興奮地說：“真的！我等著。”
晚上，我採訪了社員于彬。他是個能幹的人，會種田、種菜，還會做石匠活兒和鐵匠活兒。因手藝多掙錢也多，在所謂的路線教育中，曾3次作檢查，3次遭批判。于是，他一賭氣把小烘爐推倒了，連工具一同拉到供銷社賣了廢鐵。黨的富民政策下達後，他的心有了底，又把手藝活兒揀了回來，家裏重新安上了小烘爐。他家分到50畝地，頭一年獲得好收成，再加上副業收入，8口之家，人均純收入達400多元！這是多年來沒有過的，可把老于樂壞了。他興奮地對我說：“我是在窮山溝長大的，大半輩子還沒坐過火車，如今有錢了，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年臘月，我帶著兒子自費逛了北京，還給家裏人買了服裝和手表。再過幾年我還想帶著全家出去，好好看看祖國的山山水水。記者同志你說，我這願望能實現嗎?”我說：“你是位很能幹的人，一定會實現的！”老于笑了。
搞大包幹到戶也使幹部轉變了作風。在長裏溝大隊，我採訪了黨支部書記李貴臣，他說：“土地分到家就得好好幹，不然人家笑話咱。去年一年我幹了十年的活。”
通過幾天的調查採訪，使我感到中央的決策像春風吹暖了人們的心田，調動起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這次我以《春風暖人心政策化千鈞》為題，寫出了白音昌公社實行責任制後出現的新氣象。哲裏木報一版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反響，這篇文章很快又被《內蒙古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採用了。
記者是歷史的見證人。現在回顧這段經歷時，我感到很慶幸自己為促進農村改革盡了一份力量。在這場浩浩蕩蕩的改革浪潮中，記者就像大潮中的一滴水，被推上了潮頭，激起的一小朵浪花。盡管採訪是很艱苦的，但是，當你看到了改革的成果，聽到了農民的笑聲時，便會深感什麼叫欣慰。 （王金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