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接到爸爸電話：家裏上寬帶了，還裝上聊天工具，一家人都成“網友”了，又能說話又能看的。你也弄個號加進來吧！“嘿，老爺子快70歲了，還挺時尚”，接完電話，多年來和父親的通信往來一點點地在腦海中清晰起來。
1972年，我出生在克什克騰旗土城子鎮瓦房村。為啥叫“瓦房”，我到現在也沒搞清，只是記得那裏是清一色的茅草頂、泥巴墻的屋子。從我記事的時候起，爸爸就到旗“首府”經棚鎮裏工作了，媽媽領著我們5個孩子艱難度日。
瓦房很偏僻，不是逢年過節，爸爸難得回次家。平時就靠村民到旗裏串門、作小買賣時給捎回爸爸的口信，有時還會捎回一小包糖果。于是，5個孩子饞貓似的坐在炕上，等人家一走，就一擁而上，甜甜的糖塊進了嘴，心裏那個美。只有媽媽認真地品味著爸爸的話，時喜時憂。
1978年，一家人隨爸爸進了城。由于沒見過磚瓦房，我把長途汽車站候車室當成了北京天安門，惹來了哥哥姐姐們的嘲笑。小學一年級學了“我愛北京天安門”那一課，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無知。當然，也學到了郵局之類的知識，上下學時看到路邊墨綠色的郵筒，總是忍不住摸兩把，有時還惡作劇地往裏面塞點撿來的煙盒，全當給人寄信了。
升初中的時候，爸爸調到元寶山區工作，從那時起，我們一家才真正地與爸爸有了書信溝通。媽媽文化不高，寫信有時會讓孩子們代筆。當然，我最“擅長”的工作就是往郵筒裏投信。那時的信不送到個人家，爸爸的來信大多由原單位的人轉交。每當信來時，媽媽和我們總是坐在一起，由文化“較高”的哥哥姐姐負責讀信。“好好學習，將來要有出息”，這是爸爸來信中總叮囑我們幾個的，然而當時玩興正足的我卻根本聽不進去。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對不住他老人家。
這樣書信往來了一兩年，我們舉家遷到了元寶山區，與爸爸的書信溝通暫時告一段落。沒過多久，哥哥就赴日本留學，經常會寄來“國際信件”，那時開放的程度不比現在，遠隔重洋的信件極少，全家人也因此而頗為“自豪”。
首次以第一人稱給家裏寫信是1990年上了大學後。第一封家信自認為寫得很認真。沒過多久接到爸爸回信，用了很大一段文字對我的“書法”進行了“批判”，著實令我很傷“自尊”。爸爸的字寫得不錯，像他的性格一樣剛正遒勁，可我這個做兒子的怎麼也學不來。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寫，心想：字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親情。
大三的時候，學校裏突然出現了許多公用電話亭，家裏也終于安了電話。這可一下子救了我這個不擅寫字的人，一個電話幾分鐘，就把要寫一個小時的事“搞定”了。開始，爸爸對我這種“奢侈”的行為極其反對，後來也漸漸發現了這種“快捷方式”的好處，有時還會打電話到宿舍樓值班室找我。只要看門大爺通過傳呼器（學校給每個寢室裏安裝了此物，便于及時清退不該逗留人員）一喊：“303的江新輝，電話！”我就蹦著高的跑下樓去。
大學快畢業時，幾個“大款”同學配上了傳呼機，黑亮黑亮地別在腰帶上，時不時“滴滴”亂響，著實讓人眼熱。我當時設想了一個場景：畢業回家，腰裏也別著一個“家夥式”，該多長臉。可惜自己不爭氣，這個夢沒實現。
媽媽生病去世了，我參加了工作，爸爸不久後也退休遷到了北京，兄弟姐妹們都天各一方，電話成為最主要的溝通手段。我用的第一部手機是摩托羅拉168，個頭比“大哥大”小，卻很有分量。剛拿到就給爸爸打了個電話，爸爸說：瞎鬧，你掙幾個錢啊？果然，一個月打進去200多元，相當于我當時工資的一半，從此以關機為主。
漸漸地，工資漲了，話費降了，終于用得起手機了，而且一個個地換了好幾次。此間，爸爸也有了手機，但他並不常用，在他看來，還是用坐機合適，手機也就是應個急。
突然有一天，接到了一個短信：“我這一切都好，勿念。你們要帶好孩子，也注意自己的身體”。哈，爸爸會發短信了！想想他年紀大了，眼睛也花，又剛剛查出糖尿病，要在手機上寫短信，真的挺為難。打過電話去一問：原來換手機了，為了發短信方便，弄了個大屏幕手寫的。從此，短信成了除電話外最方便的溝通手段。看我實在不成氣，爸爸又把當年教育兒子的話轉移到孫子身上：要好好學習，將來別像你爸爸一樣沒出息！
快過年了，對爸爸的思念也越來越濃，想著爸爸日漸蒼老的面容，想著家人圍坐在一起讀信的情景，想著爸爸書信裏、電話中、短信間的叮嚀囑托，想想自己遠在天邊不能伺奉身側，很酸楚，也很愧疚。還是趕快申請個網號吧，跟爸爸成為“網友”，一家人來個“網上團圓”！ （文／江新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