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中，民間對好官稱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對好官一般不稱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機構的國家，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就出現了對官僚的類型化評價。好官的標準是什麼？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司馬遷的標準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戰國、秦及漢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標準。到了獨尊儒術時期，推行教化又成為好官的標準。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難考核，從三國未年開始，根據司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為正式的為官標準化，清官也就逐漸成為好官的代名詞。
封建社會的清官，其實都是統治階級的代表，都是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的。只是，比之于貪官而言，他們畢竟對人民有益，為人民做過一些好事，對社會歷史起過一定的作用，也更為人民所稱道；他們廉潔奉公、公正執法的一面，對今天的法治建設與廉政建設，仍不乏學習、借鑒意義。因此，我們從中國古代的清官中，選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十人作一簡要介紹。
西門豹，春秋戰國時期魏國人。當時鄴地是魏都的重要門戶，且是戰略要地，但天災人禍不斷，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門豹擔任鄴縣令，治理鄴地。西門豹到鄴地後，微服私訪，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婦”事件，智懲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實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時，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發展農業生產，使鄴地百姓逐步富庶起來。西門豹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後，鄴地百姓專門為他在漳水邊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趙廣漢，字子都，西漢時期涿郡蠡吾縣人。曾任守京兆尹、潁川郡太守、京兆尹。在潁川郡任太守期間，是趙廣漢前期治理的最佳階段，他不畏強權，精明強幹，剛到任的幾個月時間，就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打擊豪門大族的勢力，緩和社會矛盾；二是加強地方管理，轉變當地的不良風氣。其威名由此流傳，《漢書》本傳中就把擅長處理政務說成是他的天性。趙廣漢在擔任京兆尹時，表現出高度的責任心，處理各項公務，往往通宵達旦。並且善于思考，講究辦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間，京兆地區政治清明，官屬和百姓無不交口稱讚。但京兆尹的職責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腳下，日常處理政務容易得罪皇親國戚和當朝顯貴，所以，雖然趙廣漢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斬的下場。趙廣漢任京兆尹期間，為官廉潔清明，威制豪強，深得百姓讚頌。
黃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漢時期淮陽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學家班固評論說：“自從漢朝建立以來，要講治理百姓的官吏還是數黃霸第一。”黃霸還在年少時，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在潁川郡任太守的政績最為突出。此前，潁川郡是一個豪強地主稱霸一方，百姓流離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後，大刀闊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視農桑，施行教化，經過幾年的精心治理，潁川出現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產發展，“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詔稱頌黃霸是良吏中的最優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長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專司審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數官職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專門的審案官，但在官僚體係中地位極低，也難有作為。徐有功雖長期擔任專職審案官，卻因敢于嚴格守法，犯顏直諫，執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達萬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後任過蒲州司法參軍、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員外郎、郎中侍禦史司刑少卿等職。徐有功為官之時，正值武周時期，上有武後作亂，下有酷吏網羅，執法守正彼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後執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數以萬計，因而難免得罪酷吏、姦臣，頻遭彈劾、推審，但最終皆因找不出他貪贓或徇私枉法的證據，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兩次被罷官又兩次復出，盡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諛奉承，一心執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一位名留青史的專職法官，被當時人譽為自古無有的好官。
狄仁傑（公元607-700），字懷英，唐朝並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應試明經科（唐代科舉制度中科目之一），從而步入仕途。從政後，經歷了唐高宗與武則天兩個時代。初任並州都督府法曹，轉大理丞，改任侍禦史，歷任寧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職。狄仁傑為官，如老子所言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為了拯救無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終保持體恤百姓、不畏權勢的本色，始終是居屆堂之上，以民為憂，後人稱之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處理了前任遺留下來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沒有一人再上訴伸冤，其處事公正可見一斑，後人據此編出了許多精彩的傳奇故事，連荷蘭也有人以此為題材，編了一本《大唐狄仁傑斷案傳奇》。
陳希亮，字公弼，北宋時期眉州青神（今屬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陜西西安市）。他從進士及第開始，為官30余年，先後任過知縣、知州、知府、轉運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開封府及朝廷任職，不論是在地方還是京城為官，陳希亮嫉惡如仇，不考慮個人的禍福進退，為平民百姓稱頌，使王公貴人害怕。後因辛勞過度而逝世，享年64歲。著名文學家蘇軾，自稱平生不為人作行狀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陳希亮的為人，擔心陳希亮的事跡失傳于後世，而破例寫下了《陳公弼傳》。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開始立志要為國家出力，“竭忠死義”。包拯仕途的起點是知縣，後歷任知府、轉運使等地方行政長官；擔任過監察禦史等監察大臣、戶部副史等掌理國家財政的高級官員、都部署等軍事要職；當過外交使節出使遼邦；最有名的是做過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他一生嚴于律己，身體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頓吏治，打擊貪污，深受百姓歡迎，離任時當地精制一好硯相送，他都婉言謝絕，“不持一硯歸”；他一生鐵面無私，不避權貴，執法如山。對皇親國戚、宦官權貴的不法行為，一律極力主張繩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獄，是包拯生前與死後深為百姓所讚揚和稱頌的主要內容。
包拯在當時和後世都享有盛名，特別在死後，作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體裁的文藝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帶有神奇色彩。隨著國際上文化交流的進展，包拯這個歷史人物和藝術形象還贏得了世界的聲譽。雖然史料中的包拯與藝術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懸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統治者的賞識，也受到處于水深火熱中的下層人民的擁護和愛戴，作為清官確實是非常典型的。
況鐘（公元1383-1442），字伯律，號如愚，明朝江西靖安縣龍岡州人。況鐘一生出色政績在蘇州知府任上，他直接減輕官糧，實行折徵的辦法減輕百姓負擔，穩定和發展經濟。同時，整肅吏治、端正風氣，注意清理冤獄，為民伸冤。他排了一個日程表，每天勘問一個縣的案，周而復始，從不間斷。在剛到任的八個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經他審理過的案子，無論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為非作歹。現在，只要一提起況鐘，人們立即就會想到《十五貫》故事裏那位甘冒風險、敢于伸張正義、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還做了興修水利、舉辦學校、推薦賢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況鐘任職十三年間，三次離任三次留任，替蘇州百姓辦了不少實事，最後積勞成疾，病逝于蘇州任上。當地百姓為紀念況鐘，在他死後，蘇州和七個縣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賢，海南瓊山縣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轉折時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時危機四伏。海瑞年青時，便對社會問題表現了極大的關注。在戶部供職時，出于對國家財力的憂慮，為進諫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縱容各地大興土木修建廟壇道觀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著必死決心毅然上疏。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後人稱為《治安疏》。奏疏遞上後，海瑞即被入獄，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階的勸說之下，才得以獲赦，官復原職，並逐步升至應天十府巡撫等職。之後，他為匡正時弊，嚴肅法紀，主持制定了貪污滿“八十貫絞”等嚴刑。他鐵面無私，對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階也毫不留情，將徐家仗勢多佔的40萬畝良田退還原主，將欺壓良民的徐階的兩個兒子及20多個家人依律問罪。縱觀海瑞為官，歷經嘉靖、隆慶、萬歷三朝，多次冒死進諫，雖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根本利益，但他嚴于執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撫流亡，注意發展生產，興修水利，限制大地主無止境的盤剝，改革落後的風俗習慣，等，得到了百姓的廣泛擁護，其行為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進步作用。
湯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別號荊峴，晚又號潛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縣）。主要政績在康熙朝，官至內閣學士、江寧巡撫、禮部尚書等。湯斌為官一生，除著書立說，發展理學學說外，幾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務和漕運的治理上，並注意為百姓減輕負擔、賑災救施、興利除害，從而始終躬身實踐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民本”思想，為變“滿目榛荒，人丁稀少”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做出了一定貢獻，其為官清廉，至死僅遺俸銀八兩，連買棺材的錢都不夠，真正可謂是一代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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