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腐敗問題出現了新動向，即從公路建設領域向水路建設領域滲透，從工程建設領域向經營管理方面蔓延，從拉攏腐蝕領導幹部向拉攏腐蝕評標專家變化等。
中紀委駐交通部紀檢組組長金道銘近日向媒體透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腐敗問題出現了新的特點和情況，即從公路建設領域向水路建設領域滲透，從工程建設領域向經營管理方面蔓延，從拉攏腐蝕領導幹部向拉攏腐蝕評標專家變化等。有關部門對腐敗新動向的發現，一方面說明，在傳統的腐敗領域，相關的監督機制開始發揮作用，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從制度建設的角度而言，仍有不少死角和缺陷需要去彌補。
交通基礎建設領域一直是腐敗多發的地帶。通過對十多名落網的交通廳長的調查，紀檢監察和司法機關已經大致掌握了腐敗的成因。首先是交通建設的資金投入量十分龐大，這塊誘人的大蛋糕驅使著層次不同的經營主體，不計代價和成本地“入場”；其次是決策權過于集中，從一項工程的規劃立項、設計、招標甚至工程分包，交通部門的領導幹部都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所以他們也就有了予取予求的腐敗機會；政企不分的體制弊端長期存在，很多交通部門的領導幹部同時擔任交通建設的國企負責人，這導致了內部監督的真空化，也加大了外部監督的難度。
針對這樣的一些問題，我國交通部門近年來實施了多種方式的改革，尤其是四川、貴州等交通腐敗多發、交通廳長“前腐後繼”的地區，改革的力度更大。比如四川就探索了一種“最低法招投標”的新體制，以取代過去的綜合評標法，從而杜絕泄露標底、賄賂專家與領導等常見的腐敗問題。貴州地區吸取盧萬裏一身兼任兩大重職、大權獨攬、肆意斂財的教訓，實行了交通領域的“三分開”，即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把人事安排、資金管理和政府監督職能進行了區分和細化，從而堵住了制度的漏洞，也強化了內外部的監督。除了交通領域自身的這些改革之外，司法機關和社會輿論對交通領域的強烈關注，也對潛在的腐敗分子形成了震懾。所有的這一切，都改善了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權力尋租泛濫的問題。
當然，正如中紀委有關人士所指出的，交通腐敗並沒有銷聲匿跡而是出現了轉移，權力與資本的勾結仍在尋找新的突破口，腐敗分子也在不斷地“嗅探”制度漏洞。事實上，隨著交通事業的不斷高速發展和交通經營管理體制的不斷轉型，經營管理領域正成為腐敗分子施展手腳的新空間。比如公交客運的特許經營權管理，出租等城市交通經營權證的發放，高速公路、橋梁、港口、站場的建設與管理，交通執法部門的以罰代管，甚至公交係統的內部優惠與減免制度，都成為腐敗問題的新領域。腐敗向著這些領域的轉移，不僅帶來了我們所熟悉的那些惡劣後果，更嚴重的是，它嚴重危害了交通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公共安全。每年發生在交通領域的多起重大事故，都與經營管理領域的混亂無序有關。重慶銅梁縣、梁平縣、合川市三地交警大隊“蓋別墅樓”，潼關工商部門帶槍設卡罰款逼出人命等焦點事例，都是交通領域腐敗轉移的極好證明。
腐敗現象的轉移提示我們，在制度不斷完善的工程建設領域，監督、審計與執法仍應繼續強化，但同時，在交通經營管理的多個環節，也必須著手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和權力調配，必須建立起強大的防火墻。另一個隱蔽的問題是，我們的社會在診治交通腐敗這一痼疾的時候，不但要把聚光燈打向領導幹部，還要嚴格監督那些擁有評價權力的專家。在一個知識即權力的時代裏，交通領域的專家擁有評判、投票和最終選擇的權力，卻又很少受到監督與制約，這就為商業賄賂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如果看不到專家腐敗的這種危害，如果不能堵住這一漏洞，交通領域的腐敗現象也難以徹底鏟除。（蔡方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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