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2年至今，黑龍江省海倫市人民法院多數派出法庭在沒有正式受案的情況下，採用自交訴訟費，湊人名，自按手印，偽造案卷（被法院工作人員稱為“做卷”）湊數，完成法院規定的結案任務。“做卷”的數量最高時能超過千件，某法庭還因此被授予三等功，而海倫法院則于開始“做卷”的當年，被綏化中院授予“全市人民滿意的法院”稱號。（6月12日《民主與法制時報》）

    “做卷”就是作假，就是制造虛假案卷。大范圍、大數量且心照不宣地作假，發生在基層法院，令人震驚。因為作假而被記功，獲得“人民滿意法院”稱號，讓人震驚的同時，又有幾分滑稽可笑。基層法庭為什麼要偽造案卷，為什麼只要結案數上去了，就能受到上級法院的表彰？

    從報道情況看，海倫市法院的基層法庭之所以“做卷”，直接原因是法院下達了過高的辦案任務，其目的就是圓滿完成工作任務。而法院又為什麼下達離譜的結案任務呢？一方面是為了工作成績，更主要的原因，是考慮到保證編制的需要。“案件數上來了，才能增編，保證人員，不然上面得撤編、合編。”看來，法院下達高指標也是為了增編或保住編制，也是為保住現有“陣地”的無奈之舉。

    其實，無論是以結案數量為依據判斷工作成績，還是以結案數量決定編制，都反映出法院管理簡單化的傾向和司法行政化的傾向。首先，司法的最大特點是中立性。通俗地說就是法院只能坐等訴訟上門，而不能主動出擊到處攬案。因此，法官審理案件的多少從根本上說並不是他們自己說了算的事情。事實上，一個地區訴訟和非訴訟案件的多少，是受經濟發展水平影響的。經濟發展水平高，經濟交往頻繁，糾紛和訴訟發生機率就會相對較高。因此，給法庭下達強制性結案指標，並以結案數量為依據考核法庭和法官，是違背司法規律的。同理，完全以結案數量為依據決定編制，也是不科學的短期行為，不符合司法活動的內在要求。

    從本質上講，以結案數量衡量法官的工作成績，背後存在著明顯的治理悖論。因為從總體要求看，我們的目標是建設和諧社會，這一目標要求各種爭議和糾紛越少越好，社會矛盾越少越好，越是能夠自我調解或和解越好。而我們對法院和法官的具體考核則是恰恰相反的。他們需要辦理更多的案件，才能有成績和榮譽。而案件越多，則意味著爭議和糾紛越多，社會矛盾越多，從某種程度上表明社會和諧度不夠。可以肯定地說，辦案多與“人民滿意”並無必然聯係，以結案數決定成績的考核方法是簡單化和不負責任的表現。“做卷”也能做出“人民滿意的法院”稱號，則是對這一行政化考核方法的極大諷刺。因為“做卷”的結果是加大了當地農民的訴訟負擔，直接侵害了訴訟當事人利益，人民是不滿意的，是有怨氣的。

    看來，黑龍江省海倫市法院基層法庭多年來的“做卷”行為，完全是司法業績考核方法簡單化的結果，是司法行政化的極端表現。上級法院只看結案數量，不問辦案過程、群眾反映，更不問案件真假，只要完成計劃指標，只要上交訴訟費，就萬事大吉。這種做法與司法為民、司法公正的要求相距甚遠，並可能最終走向“司法經濟”的泥沼。但願海倫法院基層法庭的“做卷”事件只是一個個案。（李克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