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廣州城管日前成立了300人的“夜查隊”，專項整治夜間佔道經營、擾民等行為。執法隊員配備全套防護裝備：頭頂防暴頭盔，身穿防刺背心，手戴防火防油防割手套，腳登防水防狗咬長靴，還有防砍護腕、防暴盾牌、對講機和強光手電筒等。
將幾百名城管人員“全副武裝起來”，一定有說不完道不盡的苦衷，也一定不乏城市居民的吁求和支持。不過，要探究這種做法的正當性和可行性，必須提出並努力回答一係列的問題。
“小攤販”何以非來城市不可？過去幾十年，當我們錯過了城鄉同步發展的歷史機遇之後，城裏人要拿出點兒良知和理性，承認過去的農村為城市做了巨大貢獻，承認過去的農村承擔了它原本不該承擔的歷史責任；然而，我們也要拿出點兒誠實和勇氣，承認今天的城市也正在充當它原本不該充當的歷史角色———帶動農村共同富裕。盡管城市資源有限，周邊生態脆弱，但它確有優于農村的生存條件和發展機會，以至于人們不斷涌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可以推想，由于就業的壓力和限制，那些初來城市進行原始積累的人，最容易從事的行當就是“小攤販”。
那麼，“小攤販”何以破壞了城市管理？城裏人在被“編入”稠密的社區，被“擠入”超大的商場的同時，不斷“懷念”那樓下開店、門口擺攤的人氣和方便。“小攤販”在滿足這種社會需求的過程中，自然形成了分散、流動的特點，也必然暴露了臟亂、無序的弊端。從城管的角度看，它所要達到的集中、整齊、有序，不僅與“小攤販”的經營特點相違背，而且它所要達到的目標，對“小攤販”來說，與其說是整飭，不如說是取締。而“小攤販”不僅是做生意，對許多人來說，簡直就是他們的家業。因此，取締與反取締的衝突是在所難免的，衝突的步步升級也是在所難免的。這便轉入了下一個問題：
“小攤販”真的破壞了我們的城市秩序，並且破壞到我們不得不讓城管人員全副武裝起來，才能“恢復”秩序的程度嗎？換句話說，我們要什麼樣的城管秩序？如果我們不好從正面回答什麼是社會秩序的常態，那麼我們可以從反面探討什麼是社會秩序的非常態。假如城市秩序要靠這樣一支隊伍來維持，那無異于承認我們的社會，至少是局部社會，正處于一種非常態。這顯然有悖于我們多數人對當前社會狀態的基本判斷。
最終，我們還要面對一個現實的問題：全副武裝的城管真的有效嗎？不必懷疑，它確實是有效的。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迷信暴力，不就因為它在很多時候是有效的嗎？但是，我們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暴力的有效性放在第一位，因為暴力對抗是會不斷升級的。如果城管人員全副武裝起來的理由是存在暴力抗法，那麼我們需要捫心自問：有些執法何以招致暴力對抗？是由于被執法者的冥頑，還是由于他們生計攸關？是執法方式失準不當，還是執法目標不切實際？不回答這些問題，而直接訴諸暴力，顯然不是明智之舉。
如果我們不得不正視大城市目前的歷史難題，就必須首先給“小攤販”一個合法的生存空間，允許它發展，就必須容忍它的痼疾，這是一個城市必須付出的代價。“小攤販”與城市共生的最佳途徑，是引導和寬容，而不是片面的管制和打壓。“小攤販”的某些“弊端”，其實是與它的優勢共存的。要汽車，就會有尾氣。尾氣不可能沒有，只要不超標就行。而算不算超標，還有賴于社會和科技的進步。如果現在要消滅尾氣，無異于消滅汽車。不是做不到，是我們該不該這麼做。 （鄧子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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