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邵道生研究員
當看完《民主與法制》的《襄樊官場地震引少女身亡迷案 警察搶屍強行火化》一文以後，我再一次體會到，中國有許多事是不能想當然地去想，更不能坐在書齋裏去坐而論道的。的確，誰都希望政令暢通，誰都不希望越俎代庖，更不希望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但有些時候這僅僅是一種願望。就以襄樊地區的反腐敗鬥爭來說，隨著原湖北省襄樊市委書記孫楚寅落馬，陸陸續續牽出領導幹部74人，其中相關單位、縣市“一把手”30余人，廳級幹部11人，官場的確發生了強烈地震，但是卻留下了一大堆的官場腐敗後遺症。盡管時間過去了三年，有很多案件還是“不清不楚”的啊！譬如，一件與孫楚寅“相關”的十八歲少女賓館跳樓所謂“自殺”案件直至今天還被死死地捂著、緊緊地蓋著，法律本應是保護受害民眾的，然而該案件中的當事人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當地的有關部門居然出動了武警與公安來對付受害者，受害者的上訪反而受到更多的“圍截堵擊”，不得不“四處躲藏”……
說明了什麼？至少說明兩點：一是在原市委書記孫楚寅經營了這麼多年的地方，在其周圍已經形成了一條很粗的、難以撼動的“腐敗生態鏈”，孫楚寅雖然倒了下去，但決不意味著這條“腐敗生態鏈”已經被徹底摧毀，它的“能量”、它的“勢力”依然大得很；二是反腐敗的確是一場“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鬥爭，是啊，你要腐敗分子的烏紗帽，你要讓腐敗分子傾家蕩產，你要讓腐敗分子坐牢甚至掉腦袋，他們怎麼能心甘情願地就擒？這就決定了這場鬥爭的殘酷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尤其是在腐敗泛濫的重災區就更是如此了。所以，在襄樊出現這樣的情況，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一般而言，像襄樊這樣的腐敗泛濫地區的“腐敗生態鏈”由以下三種勢力“合成”：一是蛻變了的權力者及其“衙內”們（“紅道”）的“權勢”；二是不法商人（“黃道”）所擁有的雄厚的“錢勢”；三是犯罪團夥（“黑道”）為所欲為的“暴力勢力”。原市委書記孫楚寅經營了多年的這根“腐敗生態鏈”究竟由哪幾種勢力組成？筆者本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但是，從記者們的調查來看，構成當地腐敗惡勢力的恐怕這“三種人”都有，活龍活現，很猖狂，什麼壞事都敢幹，什麼壞事都能幹，而且由于襄樊地區反腐敗的不徹底，由“三種人”構成的腐敗惡勢力還有“新的權力保護傘”包著、護著，于是在襄樊就誕生了“一些原本離奇的事，向著更加離奇的方向繼續發展”……所以，我敢下這麼一個斷言：若是沒有一種比它更大的、來自上方的權力幹預，那麼，要徹底清除這根“腐敗生態鏈”，要對這根“腐敗生態鏈”造成的歷史進行徹底清算，肯定是非常困難的。
是的，記者披露的襄樊高鶯鶯死亡事件是非常觸目驚心的，它不僅僅表現在高鶯鶯的死亡是“慘死”，更重要的是它還表現在類似高鶯鶯的“慘死”並不是一個、二個，它還表現在類似高鶯鶯的“慘死”所發生的“背後黑幕上”：包括公安在內的權力遮蓋和權力包庇。的確是那樣，利用他們過去積累下來和目前還掌握著的腐敗惡勢力，要讓他們來對付手無寸鐵的百姓，對付像高鶯鶯樣的弱者，對付只能通過輿論來呼喚社會良知的記者，實在是太容易了，他們可以通過權力、財力和暴力一手遮天，他們可以通過控制的輿論權力（記者的錄像帶和群眾的照相機均被沒收，錄像帶被銷毀）去編制無數個理由來否定在高鶯鶯死亡事件上存在的真相，所以，筆者不禁產生懷疑：若是沒有中央一級的權力幹預，若是沒有公安部直接插手或是重新調查，那麼，像高鶯鶯這樣的案件能夠得到解決嗎？
所以，根據我對我國國情的理解，像襄樊這樣的腐敗重災區，反腐敗反得不深、不透、不徹底的地方，還留下很多案件的地方，只能寄希望于高層的重新幹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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