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難背後的“煤腐敗”：山西安監局官員辦證斂財
國家安監總局證實，山西左雲礦難中，安監幹部受賄違規發放安全生產許可證是重要原因。
辦一個安全生產許可證，最少要過二三十道關。
明目繁多的許可證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官員的腐敗機會。
幾乎有多少行政許可證，就有多少種許可證腐敗案件。
6月28日，國家安監總局調度統計司證實，山西左雲礦難中被困的56名礦工全部遇難。
據了解，發生礦難的新井煤礦屬于低瓦斯礦井，礦方證照齊全。但是，該礦嚴重超能力、超強度、超定員組織生產，安全管理和勞動組織混亂。
調查人員發現，新井煤礦證照齊全的背後，隱藏著行政許可的嚴重腐敗。
而行政許可領域得腐敗現象，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
行政許可證在如今的經濟生活中可謂無所不在，大到一家公司的上市審批，小到一間公共廁所衛生許可證的發放，生活中到處都有行政許可證的影子，而這些行政許可證卻成為了一些人“圈錢”的不二法門。
根據尋租腐敗理論，只要利益的分配和配置最終由權力來決定，那麼權力就會帶來審批，審批必然帶來尋租，尋租就會帶來嚴重的腐敗行為，這是當今中國各種權力機構中官員腐敗案件的通行模式。如果這種分配利益的權力產生機制得不到有效監督，那麼絕對的權力就一定帶來絕對的腐敗。
而中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腐敗與反腐敗始終是人民最關心的焦點，也是經濟發展與改革事業前進的重要課題。
安全生產許可證不保安全
在山西省臨汾市的煤老板中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河北的一位老板在臨汾市投資數千萬元的一個煤礦，因為和當地村委會發生糾紛，村委會主任不給簽字，安全生產許可證辦不了，目前已列入被關閉行列。可見安全許可證對于一個煤礦的重要性。
山西省煤礦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調研員曹建林告訴記者：“目前山西省的4600多座煤礦中，辦理了安全生產許可證的只有2000多座。”“要達到安全標準，一般的小煤礦也要投入500萬元以上。”
“辦一個安全生產許可證，最少要過二三十道關，每道關你都要想出能過的辦法。”一位高姓煤老板這樣說。“從村委會主任開始，到鄉鎮，到區縣，再到市裏，他們都放行後，才能報到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而每個環節都有三四個部門，每個部門都要由主管副頭和一把手簽字才能通過，有一個人不放行，就得從頭再來。”
而一個煤礦，有採礦許可證、生產許可證、礦長資格證、礦長安全生產資格證、安全生產許可證、營業執照等多個證件。
雖然要不惜一切代價拿下安全生產許可證，但高老板還是認為，名目繁多的許可證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官員的腐敗機會，卻對安全生產管理起的作用不大。
2006年5月，山西省安監局設備處處長刁岷被太原市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辦案人員從其辦公室及住所共搜出現金500余萬元。另外還有一些存折、銀行卡。
刁岷案發和山西煤炭設計院的一起腐敗案有關。檢察機關在查處山西煤炭設計院的一起案件時，一名當事人供認曾向刁岷行賄4萬元。刁岷後供認了自己有多次受賄行為，承認自己替小礦主辦理安全生產許可證時收了錢，在向煤礦推銷礦山設備時還拿了回扣。
“刁岷案給安監部門敲響了警鐘。安監部門個別人員在利益的驅動下，漠視煤礦安全生產條件，胡亂發放安全生產許可證，表面上程序合法，背後卻隱藏著程度不同的腐敗，也給煤礦安全生產埋下了極大的隱患。”一名知情人士說。5月18日發生特大煤礦透水事故的山西左雲新井煤礦，就是個“六證齊全”的煤礦。
曹建林也認為，審批權的高度集中，除帶來腐敗外，對煤礦的安全亦無益：“現在好多證件都是省裏審批，但因為人手太少，根本沒辦法監管，監管環節的漏洞是安全的最大隱患。”
許可證審批名單也值大錢
高老板為了安全生產許可證是肯花錢的，而另外還有些人即使為了獲得審批許可證人員名單也肯一擲千金。
前中國證監會發審委工作處副處長王小石就是這樣落馬的。5月3日，王小石受賄案在北京宣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3年。王小石正是依靠自己特殊的工作關係，出賣發審委名單來進行“圈錢”。
根據證券法的規定，發審委是股票發行上市的最終審核人。參加具體某一股票發行申請審核會議的，通常為7名發審委委員，由他們組成一個專門的審核小組。只有同意票數達到出席會議委員人數的2/3，股票發行申請才能獲得通過。
獲得上市權力就可以獲得幾千萬、幾個億的融資，那麼拿到上市批文就是企業能否圈錢成功的所有問題的關鍵所在。而上市批文是以發審委的審核意見為基礎，那麼幾個發審委委員的最終意見就是企業能否上市的最關鍵一環。如果此時企業不合條件就需要各種材料包裝，如果搞定了發審委委員，那麼各種包裝也就能順利過關了。由于發審委委員能夠決定一家企業能否上市，這個名單因此就成為了決定企業能否上市或能否再融資的“秘密武器”。
這就是為什麼有人願意花費幾十萬元去買一張名單紙。進一步推理：既然已經花費巨資獲得了這個名單，顯然企業上市負責人員就不會僅僅是只看兩眼名字那麼簡單，如何公關名單上的成員，獲得許可證才是其最終目的。
誰來作“裁判員”的“裁判”
幾乎有多少行政許可證，就有多少種許可證腐敗案件。有報道指出連獸藥經營許可證都存在著腐敗新趨勢。權力過大而沒有約束，沒有一個機構能對審批人員和專家組進行監督，自己制訂規則，自己監管自己，因而存在著巨大的尋租空間，這是行政許可證腐敗的病根。正是因為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難以分清的利益關係，以及監管者疏于長效監督，造成了目前的狀況。
而國家設置各類監管組織的目的，是使其成為市場的“裁判員”，而不是讓其成為市場的行政主管者，也不應該是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機構，但實際情況是，目前大部分監管組織行政氣息仍然過濃。
“要是監督者後面總有個監督者，永遠也監督不完，因為最後一個監督者還需要監督。這樣監督下去，可能最後我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曲新久這樣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莫紀宏表示：“監督監管者不能通過設立更高的監管機關來進行，因為公正是相對的，不能終極公正。”
那麼，到底該由誰來監督監管者呢？
莫紀宏建議，各機關之間相互制約才是最有效的監管，不過，這種制約的前提是明確各個機關的職能定位。同時，也應把不作為當成對監管機關監督的重要內容。監管部門作為政府的一個部門，政府可以監督，政府要接受人民代表大會和人大代表的監督。同時，檢察機關要嚴格履行職責，加強對瀆職罪的審查。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說：“體育活動的監管，例如國際足聯中就有裁判紀律委員會來對裁判進行監管，從來不是政府行為。奧林匹克、國際足聯等，都是自律性的。，那麼監管可不可以完全自律？監管理論始終在探索一種自律性監管理論，而不是政府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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