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已經過去30年了。30年來，24萬逝者的祭奠一直是遍布市區路口的一堆堆紙灰。唐山南湖公園地震紀念墻興建之後，市民可以在上面刻上親人的名字，每年的清明時節和“7·28”紀念日，刻名的逝者親人都來這裏祭奠。然而，在紀念墻上刻名字是要收費的，一個名字刻在紀念碑的正面要1000元，背面800元。（7月17日《民主與法制時報》）
地震墻收費與唐山市政府無關嗎？
□王長明
唐山地震紀念墻刻名收費事件引來了公眾的口誅筆伐。仔細閱讀媒體的相關報道，讓我驚詫的是這個收費紀念墻原來是唐山市政府的招商引資項目。包括唐山地震紀念墻在內的整個唐山地震科普紀念園是在2000年的河北省經貿洽談會上，被作為招商引資項目推出的。經過接洽，河北省華盈集團最終成為紀念園的“大東家”，而建設唐山國際地震科普紀念園，並為大地震遇難者建造紀念墻，是華盈集團董事長王立祥的創意。
2004年，唐山市發改委、唐山市路南區發展計劃局及唐山市物價局、商務局分別下發文件，對于該項目的建議書、物價、合同章程進行了行政許可的批復，按照媒體的說法，這是“開了綠燈”。
也就是說，這個公益性項目從一開始，就被當地政府推上了市場化、營利性的軌道，有了政府的吸引與招商，有了各主管部門的批復與許可，企業“理直氣壯”地借此來投資獲利也是順理成章的事。“這是政府許可、企業運作的項目，不是純粹的商業行為。紀念唐山地震這樣的事，沒有政府的許可，誰敢搞？”華盈集團的這一表態，讓當地有關方面所謂“這是商業行為，不是政府行為”的說辭不攻自破。
唐山市政府經過考量，對紀念墻項目緊急喊停，並曾私下和華盈集團負責人王立祥溝通，願意支付一定的賠償，但被拒絕。唐山市政府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強行拆除，勢必遭遇1萬余名已刻上名字的死者家屬強烈反彈，甚至會引發一場龐大的集體訴訟。我不禁要問：為何不能由政府出資，讓紀念墻回歸公益與免費的應有面目呢？
其實，為紀念重大災難、戰爭或大屠殺的遇難者而修建紀念墻，並在上面刻上遇難者的名字，作為國際通行的紀念方式都是由政府出資或社會捐資，絕不會向死難者家屬收取任何費用，更不會交給某個企業來搞市場化運作，這也是一項國際慣例。例如，在日本廣島和平紀念公園中央的原子彈死亡者慰靈碑上，鐫刻了237062位死難者的姓名，精確到個位，其中去年新刻上的就有5142人，都是最近一年內被確認死于原子彈爆炸的核輻射引起的疾病，這一切都是由當地政府來做的，也都是免費的。
而現在，唐山地震的24萬亡靈的安息之所、遇難者家屬憑吊親人、寄托哀思的地方卻成了招商引資的項目，這是多麼荒謬絕倫的事啊！成千上萬家庭乃至整體民族無法抹去傷痛，卻成了政府吸引企業投資興業、牟取暴利的“商機”和發展經濟、樹立政績的“資源”，畸形的發展觀和政績觀對政府以人為本精神的荼毒與行政倫理的戕害到了何種地步！
如果僅有相關企業檢討自己的利欲熏心和缺乏社會責任感，將收費刻名改成免費刻名是不夠的，政府部門也更應反思發展觀與政績觀的異化以及行政倫理的迷失，從而真正樹立對生命的敬畏、對民眾的尊重、對倫理的遵從。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此類收費紀念墻成招商引資項目的荒唐事重演。
地震資源不能成為招商引資的資本
□張紅蕊
客觀說，比起在街頭巷尾散燒冥紙、隨處哀哭祭祀的方式，這樣的紀念墻彰顯了祭祀文明。從感情上說，筆者讚成興建這面“唐山地震紀念墻”，因為這樣做不僅有益于後世人開展紀念活動，而且有益于人類對災難的認識和理解，更加有益于體現和培養人類的同情與憐憫之心，還有團結與互相幫助的精神；再說，既便不興建這面“紀念墻”，24萬逝者的祭奠仍然會繼續下去，而繼續的結果將依舊是遍布市區路口的一堆堆紙灰，這樣既不利于保護環境，也不利于社會其他方面的影響。
政府應該愛它的人民，牢記人民的災難，和人民一起悲傷和痛苦。在“9·11”一周年的紀念日，美國總統布什率領全體閣員參加了在紐約聖愛匹斯克教堂舉行的紀念儀式。在儀式上，總統布什讀出一個個遇難者的名字，一直讀了近兩個小時，把2792名遇難者的名字讀完，他已經熱淚盈眶，雙手捂面，唏噓不止。因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有著獨立的生命，每個人都是不可忽略不可替代的。在每年的紀念儀式上，布什都不厭其煩地宣讀2792名遇難者的名字也就成為程序了。我們的人民政府，豈能如此淡看24萬個生命？
其實，1000元一個名字的公然叫賣正是政府在社會公共服務上投入缺位、公共服務意識淡漠的一個必然結果。
目前，我國行政公務支出佔財政支出比例高達42%，而公共服務所佔比率卻僅為25%左右。與我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行政公務支出佔財政支出比例往往在3%至15%之間，70%以上財政預算用于公共服務開支。另外一項數據也顯示出我國公共服務支出嚴重不足。統計顯示，教育、衛生、社會保障三項社會發展支出合計佔GDP比例，中國2003年為7%左右，美國和法國當年的同一比例則高達16%和30%。盡管這裏面有政策導向的偏激和復雜的社會背景，但政府在社會公共服務意識上的冷淡和偏失才是公共福祉供給不足或無力供給的根源。
從這一點說，由政府為主導，擴大關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投入，在唐山建立以“7·28”地震為警示資源和事例標本的公益屬性科普紀念館、紀念墻，不僅是對所有震亡者的深切悼念，更是政府從輿論環境、法律法規、科技投入、科學普及教育等途徑多方入手，對公眾提供公益活動和社會公共知識教育“活標本”和公共責任。同時，也是服務型政府的基本義務。
不管唐山市政府有什麼樣的統籌考慮和理由，24萬亡靈奠出的地震資源也不能成為可以賺取利潤的商業資本。因此，面對民眾的質疑和爭論，政府應該不是尋求專家學者的理論辯解和空頭憧憬，而是盡快改革不成比例的社會公共服務投資比例。由政府出面建立地震科普博覽園，讓傷亡者的名字都一並刻記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地震墻上。只有這樣，才能彰顯服務型政府的本色，也好讓那些不幸哀亡的死難者有個可以安息的公共家園。
長期以來我們忽略了個體的苦難價值
□楊耕身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24萬死難者的名字都已經成為一種公共資源，因此天然地排斥商家拿死者牟利的行為。如果美國“9·11”紀念碑上的名字都需要死者家屬出資購買，將是一種什麼情形？因此我們需要追問，政府憑什麼容忍商家對這種苦難資源的營利性“開發”使用，何況商家所使用的是“地震紀念墻”這樣一個公共特質明顯的名稱。
但是如果放棄某種現實的追問，我們似乎都意識到的一點是，在唐山大地震30年之時，當商家敏銳地捕捉到死者名字這一“商機”之際，是不是意味著，在我們的內心，都渴望著這樣一座紀念碑，來刻下那24萬不應被遺忘的姓名，來刻下每一個名字所賦予我們民族雖歷苦難但不曾沉淪的希望？
姓名之後有著鮮活的生命，更有著真切的哀痛與寄思。這些真實的姓名不應隨著時間流逝而湮滅。在我們的大地上，豎立著各種各樣的紀念碑，無不彪炳著我們的情感與訴求、紀念與永生。但是一直以來，我們缺少一座銘刻著在被動承受自然苦難時每一個人姓名的紀念碑。我們總是忽略了個體的苦難價值，總是用群體性記憶來代替甚至抹殺個體的記憶。但其實對于生命而言，必須存在于對個體價值的尊重與彰顯之中。
那麼，誰最應當有資格來做這樣的事情，其實是不言而喻的。“在一顆沒有刻骨痛苦的心上，也永遠留不下理想的銘文。”人間苦難並不是因為回避而有所減少，正視苦難更能向往美好。但在這當中，只有政府行為，才能讓民間對于死難者的寄托，對于一場苦難的印象，不再僅僅因為“遍布市區路口的一堆堆紙灰”而隨風飄散，才能真正凝聚起對于生命與現實的珍重。
我們不能因為死難者的家屬沒錢，而失去了他們將名字刻上“地震紀念墻”的權利。是的，這是一項權利，是一場自然災害之後，死者以生命賦予生者的追懷並祭奠的權利。但是，能夠讓所有人都享受到這項權利的，只有政府的行動。這就需要我們更好地去珍惜這樣的一種地震資源，以表達我們對于每一個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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