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反腐敗，本來應該是非常嚴肅的事情，但就是這麼嚴肅的話題，也摻雜著不少有趣的花絮。小偷偷出貪官的故事，就曾經作為人們茶余飯後的笑料，在社會上廣為流傳。比如貴州某縣就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有一小偷行竊縣政協一位副主席家，將偷得的一條褲子搜包後丟棄，兩個學生撿到褲子交給了公安局。公安局發現那條褲子上的皮帶異常厚實，遂割開檢查，發現裏面藏有幾張巨額存單，其存款人為縣政協副主席胡方瑜。公安局覺得如此巨額的存款與一個縣級幹部的合法收入明顯不符，于是將情況上報。有關部門順藤摸瓜，一查出該官員貪污受賄十幾萬、挪用私分公款和涉及其它違紀金額500多萬元的腐敗大案。
上面講的是“偷”出來的貪官，這裏再講一個“拆”出來的貪官。最近，在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政府機關宿舍樓搞拆遷，工人們在施工中從一家房頂天棚上撿到兩個存折，存款金額達47萬元，存折上的名字是原旗科技局局長、現離崗退養的院保衛。據院保衛自己說是搬家時搞忘了，此事一時間在當地成為街談巷議。檢察院覺得40多萬的存款，竟然在搬家時搞忘了，那他家的實際財產恐怕比這個數額大得多。于是也來了個順藤摸瓜，果不其然，一舉查實該官員在擔任鎮黨委書記、城建局長，林業局長和科技局長等職務期間，大肆貪污受賄，涉案金額達420多萬元。
說了這兩件事情，我就在尋思：如果不是那個小偷前去作案，如果不是正好偷到胡方瑜家中，如果小偷作案後將褲子銷毀，如果……，那麼這位胡方瑜今天應該仍然在縣級領導位置上安坐無恙。同樣，如果政府機關宿舍不拆遷，如果院保衛搬家時不遺忘存折，如果工人施工時將存折混入建築垃圾，如果……，那麼這位院局長也應該仍然在家安度閒日。由此又尋思到：還有多少像胡方瑜這樣的貪官，沒有被小偷光顧過呢？還有多少政府機關的宿舍有待拆遷呢？那些比副縣級高得多的貪官們，住在高樓深院，門口四周重兵把守，縱然有“鼓上蚤”的本事，恐怕也難以深入“官穴”。因此，指望靠“梁上君子”們去逐個偷出貪官，無異于守株待兔；指望靠拆“官宅”去拆出貪官，更是一項“百年大計”。這“偷”出來的貪官和“拆”出來的貪官，雖然說也是一個反腐敗的“成果”，但這筆功勞到底該記在誰的頭上呢？那些負有職責的“有關組織和部門”，難道不感到尷尬和汗顏麼？
最近湖南郴州一個外號叫“三玩幹部”的貪官，貪污受賄幾百上千萬，據本人說在當地目前只能排名第12，結果一核實還真是如此。隨著社會和民眾對腐敗問題的日益關注和強烈不滿，那些腐敗分子的作案手段是越來越高，隱蔽性也是越來越強。然而，由于制度上和監督上的嚴重缺陷，未曾暴露的腐敗分子何止成百上千，就拿這個排第12名的“三玩幹部”來說，誰敢說他的排名以後不再往後靠呢？
在此筆者需要聲明一下，雖然在司法上要堅持實行“無罪推定”的原則，但是筆者所言還有大量隱藏的腐敗分子存在，只是一個宏觀的“有罪推定”說，並非針對某一具體官員而言，故而不要自動“對號入座”。事實上，正是因為發生了偷出貪官、“拆”出貪官這樣的“人禍”，才使我這個宏觀“有罪推定”有了可靠的佐證，也充分證明了反腐敗鬥爭任重而道遠，艱巨而曲折。借用中山先生的名言就是：反腐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不過不是靠小偷努力，也不是靠搞拆遷的工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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