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扳倒13家污染化工廠”——湖南農民章志標帶領長沙黃興鎮藍田村民，推翻了每年為鎮裏帶來上千萬財稅收入的“化工之鄉”的“支柱產業”。期間，他被人公開指責為“刁民”、“瘋子”、“神經病”；他一個晚上接到上十個恐嚇電話，甚至已經做好“犧牲”的準備；他被鎮政府非法拘留，“取保候審”後卻被鄉親夾道歡迎，上百輛摩托車自發為他開道；有老板放出話來，只要他不再帶頭鬧了，就馬上送給幾十萬元錢，他不為所動。
讀過新聞，讓人平生一股感動，因為在“一個農民扳倒13家污染化工廠”的新聞標題背後，蘊藏的是公民環境權的民間覺醒：人們在自身環境權受到損害以後，意識到集體智慧和力量的偉大，一改往日單純寄望行政解決的途徑依賴，而是通過自身不屈的艱辛努力，達到改善自身生存環境的目的。這在由于政績誘惑而使行政途徑越來越呈現出堵塞和偽善的情況下，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人所共知，雖然居民是環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可是他們卻鮮有質問的權利，開辦污染企業無需經過他們的許可，污染企業也不會把居民健康當回事，更別奢談什麼污染賠償。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的極度熱情和盲目渴望中，已然把“可以污染”和“廉價勞動力”等一樣當成了“投資環境”，自然會作為污染者的堅強後盾，污染檢查也就成了形式主義，要麼避重就輕，要麼陽奉陰違。顯然，只有民間力量與污染企業、地方政府相互形成牽制，成“三足鼎立”之勢，環境保護的春天才能真正到來。
然而，“一個農民扳倒13家污染化工廠”的民間力量局限性也是非常明顯的。除了太過依賴個人魅力，而這種極具奉獻精神和冒險膽識的魅力個人卻常常難覓以外，最大的局限在于它所走的是一條不具有推廣可能的高風險道路：通過集體反抗鬧出動靜，引起媒體關注，然後通過媒體關注“驚動國務院”，最後事情終于得以解決。可是，有多少民間正義能夠引起媒體關注，又有多少能夠“驚動國務院”呢？
顯然，只有法律歸位讓公眾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實現對環境公益的保護，才能成就最具價值的環境權的民間覺醒。首先，應建立環境公民訴訟制度，給公眾以原告資格。由于環境的“整體性”、“共有性”，讓環境侵害行為具有“公害性”，只要污染行為或政府部門的違法行為與不作為，侵犯了某一個公民的環境權，就意味著對群體環境權的侵害和對社會利益的侵犯。因此，應賦予“全體公民”以起訴的資格。
再者，要盡快制定環境污染賠償法，而且應該作為行政賠償的一種。無論環境污染行為是由于政府部門的管治不力，還是由于政府部門與污染企業的利益結盟，受損居民都應該有申請賠償的權利。前者將促進政府部門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後者將讓政府部門在“經濟效益”的背後看到直接的“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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