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青海頻道西寧05月08日電 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個人是不可分離的。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常常有兩人並稱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國的洪楊（洪秀全、楊秀清），戊戌維新運動的康梁（康有為、梁啟超），辛亥革命時期的孫黃（孫中山、黃興），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後的“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等。兩個人中總有一個是主要的，另一個也起著別人難以替代的作用。他們往往相互依存和相互補充，共同把事業推向前進。
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雖然沒有“毛周”這樣的提法，但兩人的密切關係是有目共睹的。兩人中，毛澤東當然起著主導的作用。鄧小平說，沒有毛主席，也許我們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同樣，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也不能成為今天我們看到的周恩來。而對毛澤東來說，他最離不開的人是周恩來，這也是事實。
尼克松曾說：毛澤東是拿主意決定大事的人，周恩來是負責執行的。一般地講，這話不無道理。毛澤東確實是更多地在統籌全局，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周恩來更多地是周密細致地負責執行和落實。但這只是相對地說的。毛澤東並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對具體工作不過問。相反，對他認為在全局具有決定意義的關鍵性環節，他總是抓得很緊很細，一直抓到底，抓出結果來。而周恩來也決不是一個只能起執行作用的人。他同樣是一個戰略家，有著重大決策的能力。毛澤東的重大決策，很多是周恩來共同參與商議的，而且在執行過程中經常會遇到許多新的或原來沒有料想到的問題，需要果斷地作出決策。沒有這種能力，也談不上成為一個好的執行者。
毛澤東和周恩來1924年在廣州相識並共事，到1976年相繼逝世，前後超過半個世紀，跨度很長，中間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又太多。研討會組織者要求我把討論的范圍放在20世紀50年代，我想也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中國歷史上不是一般的政權更替，而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大變革。怎樣建立一個新國家和新社會，沒有任何書本理論或現成經驗可以照搬。中國有句老話：“萬事開頭難。”如果開局時有什麼偏差，就會產生嚴重的後果，以後要糾正起來很困難。
毛澤東很早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他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論人民民主專政》等一係列論著以及1948年九月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對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指導原則都作了係統的闡述。新中國成立前夜，對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又明確提出應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建立聯邦國家。
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前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擔負起主持起草《共同綱領》這一歷史重任。為了起草《共同綱領》，周恩來在中南海勤政殿“關”了一個星期左右，親自執筆，寫出全文，以後經過多次反復討論和修改，廣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見，最後經政協全體會議通過。這個《共同綱領》對新中國的國家性質、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政權機關、軍事制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都以明確而概括的語言規定下來，並經過充分協商成為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人民的共識，使新中國的起步在各方面都有章可循，起著臨時憲法的作用。
新中國一成立，在國家政權中，毛澤東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是政務院總理；在共產黨內，毛澤東是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是五個書記之一，以後是副主席；在軍隊內，毛澤東是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是副主席。從各方面來說，毛澤東當然是拿大主意的人。他統籌全局，並且集中主要力量來抓他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周恩來是日理萬機的當家人，國家哪一方面的重要事情都要管。用薄一波的一句話來說：總理嘛，就是要總理一切。
周恩來有幾個別人難以相比的優點。第一，在長達幾十年的異常豐富的復雜經歷中，他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熟悉，都拿得起來。這樣的人才是很少有的。1949年初，蘇聯的米高揚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談到新中國政府時說：你們不是有個現成的總理在那裏嗎？
第二，周恩來的工作作風歷來細致周到，辦事入情入理，穩妥可靠，並且始終全身心地投入。郭沫若曾這樣讚嘆他：“我對于周公向來是心悅誠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發條的一樣，有條有理地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發出和諧而有力的律呂。”他短時間內所做的工作，別人往往要花很長時間也做不完。他工作時間之長，他精力充沛地處理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同他比擬。
第三，他連續近50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機構擔任負責工作，對黨的幹部十分熟悉。他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對黨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相知很深。他待人誠懇、謙虛、寬厚，處處替別人著想，因此能得人心，能夠團結方方面面的人為共同事業而奮鬥。
這幾點只是舉例。從這裏也可以看出為什麼毛澤東最離不開的人是周恩來。
新中國成立後一年，抗美援朝戰爭發生了。人們講到抗美援朝，在領導人中，首先會想到毛澤東，其次是彭德懷；但很少人知道周恩來在這方面的貢獻和作用。
抗美援朝的大主意，當然是毛澤東作出決斷的。戰爭初期的幾次戰役，他也指導得十分具體。在前方直接指揮作戰的，是彭德懷。人們首先想到他們是很自然的。
周恩來呢？
拿指揮作戰來說，周恩來當時是主持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朱德年紀大了，彭德懷在前方，劉少奇主要不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是毛澤東在軍事方面的主要助手。這場戰爭，同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往經歷的任何一次戰爭不同。這種仗應該怎麼打？周恩來每天晚上到總參謀部作戰室聽取匯報。他對戰場上的雙方情況，特別是志願軍方面包括團一級單位的狀況，了如指掌。對哪個部隊正在哪個村莊、哪個山頭，都很清楚。志願軍司令部每天的報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線處理的就是周恩來，大事小事都問他。重大的問題，他準備意見後再向毛澤東報告請示。直到1952年7月彭德懷從朝鮮回國，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懷主持。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後勤保障是一個極其突出的問題。和國內戰爭不同，幾十萬軍隊在朝鮮前線，從兵員補給到所需的武器、彈藥、糧食、被服、藥品、醫療器材、生活用品等等，主要都得靠中國後方供應，而且不能有任何間斷。新中國建立伊始，許多不可缺少的條件卻沒有完全具備。這是多麼艱巨而繁重的任務！有了東西，又有個如何運送到前方去的問題。這在美軍控制制空權，不斷密集轟炸、掃射、投擲大量定時炸彈和三角釘等來阻斷交通線的情況下，更是何等困難！聶榮臻說：“整個後勤工作，當時都是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關懷下進行的。這方面的事情，我幾乎每件事都向他請示。他抓得很細。”
1951年7月，朝鮮停戰談判開始。談判進行了兩年。中方前去參加談判的是李克農和喬冠華。隨著邊打邊談局面的出現，周恩來就擔負起這雙重任務。他總是通宵達旦地工作，常常前半夜處理戰場上的問題，後半夜處理談判中的問題。談判代表團每天都要發來電報，報告當天的談判情況、美方動向、外國記者反映、代表團的意見。毛澤東只在談判的開頭、談判過程中的一些重大關節上，親自起草電報，進行具體指導。而大量問題都是由周恩來直接處理，特別重要的問題，由他提出意見，請毛澤東決定。當談判進入緊張階段時，代表團除書面報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來清晨臨睡前用電話向他報告一次。現在保存下來的周恩來起草的電報手稿有一百多件。這些電報，都是以毛澤東的名義發給金日成和彭德懷、李克農的。談判桌上，鬥爭十分復雜，情況千變萬化。事情緊急，前方來電必須及時回復。周恩來能以驚人的速度，一氣呵成地寫出上千字、幾千字的回電，毛澤東看過，幾乎一字不改就發出去了。兩人之間何等默契。周恩來工作勤奮、思想敏捷、辦事周詳的作風和卓越的談判藝術，躍然紙上。
在整個抗美援朝過程中，周恩來擔負的工作量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何況他是政務院總理，國內的大量政務同樣需要他來處理。1951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毛澤東的建議和政治局的決定，到大連休養了一個多月，這在他一生中是極少有的。
再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
這是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過去對編制長期經濟發展計劃幾乎沒有經驗可言，所需的資料也不齊全。困難可想而知。
當時，先在陳雲主持下，由各財經部門分別搞出五年期間工作的初步設想材料。這是計劃編制工作的重要基礎，但還缺少一個整體性的考慮。
1952年7月初，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並劉少奇等，提出：“在七月份我擬將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計劃和外交工作方面。”“對五年計劃，當著重于綜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盤意見，並準備交涉材料。”這裏講的“交涉材料”，是指同蘇聯談判的材料。經過一個月左右的緊張工作，周恩來執筆寫成《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的報告》，並提出五年計劃的方針和任務。在此基礎上，由他主持在8月中旬寫成《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對五年建設的方針和各項主要指標作了詳細的闡述。8月15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有陳雲、李富春等）訪問蘇聯，同斯大林和蘇共中央交換意見，並商談要求蘇聯給予援助的有關問題。
當五年建設的大政方針確定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具體編制工作在陳雲、李富春主持下進行。計劃草案初稿，又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等于1954年11月在廣州用20來天時間仔細地審核修改。第二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
至于在有些領域內，特別是外交工作方面，周恩來不僅是執行者，而且是許多重大決策的提出者，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以及在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上的臨機決斷等。這些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說了。
二
當然，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不可能對任何問題的想法都一模一樣。特別是，當中國開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兩人在有些問題上表現出有差異，甚至有分歧，那是很正常的。這種狀況，在20世紀50年代表現得也比較明顯。
總體來說，毛澤東無論在政治視野和戰略眼光上，還是駕馭全局的能力上，要高于周恩來。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周恩來所以衷心欽佩並服從毛澤東的原因所在。但周恩來的周密和穩健，有時對毛澤東起著重要的補充作用。他們兩人由于所處地位和工作崗位不同，看問題的角度、注意力的側重點，有時也會有所不同。還有一點不可忽視：周恩來青年時代曾長時間地生活在日本、法國、德國等現代化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新中國成立後他出國訪問和參加會議的時間也比較多；而毛澤東除兩次去蘇聯外，沒有離開過中國。人的認識，總是多少會受到他的經驗的影響，這也是構成他們認識上有時產生某些差異以至分歧的一個因素。
先說差異。
1956年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一年。這一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將勝利完成，而蘇聯模式在發展中已暴露出不少問題，中國領導人正在考慮如何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走一條自己的路。這一年，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係》這篇重要著作，並成為同年召開的中共八大的基調；周恩來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說：“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他的著重點在調整各種關係，把一切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強調：“我們所以要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歸根結底，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不斷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地增長，不斷地完善。因此，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他在這個報告中又說：“現代科學技術正在一日千裏地突飛猛進”，“各個生產部門的生產技術和工藝規程，正在日新月異地變革”；“我想在這裏稍微多說一點科學方面的事情，這不但因為科學是關係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而且因為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後面很遠。”
以後，他在1963年的一次講話中又說：“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比較一下，不難看出兩人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上，在大的方面一致的同時，著重關注和強調的地方又有著微妙的差異。
但這裏說的還只是差異，而沒有說分歧。周恩來也強調要處理好各種關係，要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樣，毛澤東也重視發展科學技術，提出技術革命的問題，而實現工業化是他終生追求的目標。但他認為，只有解決好生產關係問題，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因而他的側重點往往放在這一方面。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兩人在側重點上有微妙的差異，但並沒有發生不同意見的爭論。
明顯的分歧表現在1956年至1958年的反冒進問題上。
1956年初，毛澤東提出在經濟發展中“反對右傾保守主義”。2月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一次全體會議上說：“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十二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當然反對右傾保守是主要的，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一洗，可能會清醒些。”
在這年11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在關于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中說：“過去設想的遠景規劃，發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點？經過八大前後的研究，我們覺得可以放慢一點。”“因為我們缺乏經驗和知識，是在不斷發現錯誤、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前進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毛澤東顯然不高興了。五天後，他在同一個會上說：“要保護幹部同人民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我們曾經潑過冷水，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不也是促退嗎？那個時候我們有個促退委員會。後頭我們說不應該潑冷水，就來一個促進會。本來安排的是十八年，一個促進就很快。”但他還比較克制，沒有對誰提出批評。
1957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更尖銳地提出：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多快好省掃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有些同志叫冒了”；另外兩個東西是《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促進委員會。但他還沒有點名。
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一開始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就很不好。”他當眾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周恩來在會上作了檢討。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說：反冒進是個方針問題，南寧會議談了這個問題，談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語言，好做工作。周恩來再次作了檢討，主動承擔了反冒進的責任。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和陳雲又就反冒進問題在大會上作了檢討。
為什麼周恩來和陳雲會作檢討？這不能簡單地用政治壓力等因素來解釋。周恩來和陳雲主管國家的財政經濟工作，在實際工作中確實看到存在著冒進的事實。但那時中國領導人對大規模經濟建設還缺少經驗，又想走出一條和蘇聯不同的自己的路來。這條路該怎麼走？正在摸索中。那時，人們還沒有經歷“大躍進”帶來的種種後果，許多問題還看不太清楚。周恩來在自己寫的檢討稿中，作為第一條的是：主席總是從戰略上看問題的，而我往往從戰術上考慮問題。這話應該是出自他內心的，他在努力去想通問題。在他看來，毛澤東高瞻遠矚，以往多次歷史事實證明總是比他看得深，看得遠，那麼這次也許是自己錯了，也許群眾的積極性一旦充分調動起來後，真會創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跡來，而他所看到的赤字等問題不過是一時性的戰術問題。他當時的這種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這次分歧過去後，毛周兩人仍保持著很好的合作關係。但“大躍進”的狂潮是難以避免了。
歷史現象是復雜的。復雜的現象，用簡單的方法去分析是不能把事情說清楚的。即使只是談新中國初期，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仍然是一個太大的題目。這裏所說的，只是一個粗線條式的描述。 〔來源：黨的文獻 作者金衝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研究員）
本文是作者2007年6月在法國巴黎舉行的“歷史的對象——毛澤東”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