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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地震災害發生最頻繁的國家之一，積累了豐富的災後恢復重建經驗。7月底8月初，我省26名幹部赴日培訓，受益匪淺——
雖然過了10多天，提起在日本的5天經歷，松潘縣縣長何強仍覺得印象深刻。“啟發確實很大。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怎麼才能把日本的災後恢復重建經驗和松潘的實際更好地結合起來”。
7月24日，何強與阿壩、成都、廣元、德陽、綿陽、雅安6個市（州）和北川、汶川、青川等重災縣（市）以及省建設廳負責災後恢復重建工作的25名黨政領導幹部飛赴北京，在進行為期3天的集中培訓後，前往日本東京、大阪、神戶等地考察災後重建經驗，並探訪日本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
這是我省地震後第一個幹部專題培訓班，也是地震後第一個出國學習培訓的專題班。兩個第一，注定了這個培訓班不同尋常的分量。在日期間，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親自出席“激勵四川地震災後重建招待會”，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
顯然，災後恢復重建不是簡單的復制，而是更高水平的建設，更高起點的發展。全省災後恢復重建全面啟動之際，學習借鑒國內外地震災區恢復重建的成功經驗，科學規劃、科學重建尤為重要。
這樣一個高規格的培訓班，在日本學到了什麼，對我省災後恢復重建有什麼啟發？記者走近這群學員。
自下而上的重建規劃
雷建新，北川縣副縣長。汶川地震中，北川縣城幾近被夷為平地，需要異地重建。“從某種程度上說，規劃決定著未來北川發展的方向，我想重點了解他們規劃情況。”臨行前，雷建新說。
然而，讓雷建新吃驚的是，日本中央政府並不制定災後重建規劃。縣一級（相當于我國省級）的重建規劃是自下而上制定的。新 縣重建規劃是先由災區8個市町村各自制定，在此基礎上制定縣重建規劃。規劃中涉及中央扶持政策的相關內容，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請，協商決定。
“由于國情不同，這種以地方為主體、自下而上的規劃體係與我們的有所區別，但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特別是尊重群眾意見上。”雷建新說。
有幾個細節引起雷建新特別的注意。如新 縣為實現“以受災群眾心願為基礎的復興”理念，一家一戶地調查受災群眾的情況，分別開出重建或救助“處方”。神戶市在重新修訂街區規劃時，設置了由市民組成的街區規劃建設協商會，政府派規劃專業機構指導，先由協商會提出規劃提案，市政府據此制定街區改造規劃。
小金縣縣長澤仁達瓦把這種規劃稱為 “民主化”的重建規劃。“政府在功能和建設中充分尊重居民的意見，由居民充分建言獻策提供決策參考和重建藍圖，這樣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是，在此基礎上形成重建規劃為民眾所認同和接受，為下一步工作實施確定了群眾基礎。”澤仁達瓦說。
由于需要綜合收集、考慮方方面面的意見，在日本不少縣、市，制定重建規劃需要較長的時間。神戶市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後，政府迅速拿出了一個復興規劃，但立即遭到市民反對而不得不放棄，更多地吸收市民的意見。新 縣長岡市在地震發生10個月後才出臺了《長岡市復興計劃》。
災後重建規劃中提出的目標，也主要是方向性的，指標性目標很少。新 縣地震全毀、大部分損毀、半毀住房共計16910戶，而規劃的恢復重建時間是兩年。實際上為徹底完善災民的生產生活條件，住房重建又延長了半年。在學員們現場參觀的過程中，新 縣計劃中的很多項目還在實施中。
“計劃必須嚴謹，又要講科學、講實際，不能盲目和冒進，這樣重建工作的質量和效果才能真正體現出來。”雷建新說。
在日本各地的重建規劃中，有一項引起綿竹市副市長郭永福的特別關注。“震災給人民帶來巨大心理創傷，特別是老人和兒童。在日本遇到突發性的災害危機事件，一般最先趕到現場的除了消防人員、新聞記者，還有心理咨詢人員。在災後還展開多項針對受災群眾的精神救助活動。災後心理重建是一個長期的係統工程，因此，應該切實開展災後心理創傷恢復工作”。
政府到底該做些什麼
到底哪些該政府做，哪些不該政府做？前往日本之前，都江堰市副市長張兵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張兵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搭建的過渡性安置房有一處地方漏雨，群眾坐等政府派人維修。等候時間稍長，意見還很大。“我非常理解他們的心情，但這本是一個小事情，自己動動手就可以解決，為什麼一定要等政府呢？”張兵不解。
類似事情不少學員都曾遇到。由于地方政府和群眾對災後重建缺乏必要經驗，少數群眾甚至基層幹部存在“等、靠、要”思想。“政府肯定要管，但管些什麼？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你就是99件事情都做得非常好，有一件出了偏差，群眾就不會滿意。”一位學員說。
“受災群眾是災後重建主體，政府的職責是為受災群眾自立創造良好環境。”日本之行，讓張兵深深地體會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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