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簡介：
鄧廣銘（1907∼1998）
中國歷史學家。字恭三。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東臨邑。1936年國立北京大學史學係畢業，畢業論文《
陳龍川傳
》，深受指導教授胡適的讚賞。留校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和史學係助教。先後發表《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陳寅恪為《宋史職官志考正》作序。1943∼1946年，任復旦大學史地係教授，撰寫了《岳飛》一書，把岳飛傳記的寫作提高到學術研究的水平。1950年起任北京大學史學係教授。在此期間，修訂出版了《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先後兩次重寫了《岳飛傳》，並寫成《辛棄疾(稼軒)傳》、《王安石》等書。同時還發表了《唐代租庸調法研究》、《唐宋莊園制度質疑》、《南宋對金鬥爭中的幾個問題》等論文。60年代初，執筆撰寫了《中國史綱要》中宋遼金史部分，成為高校文科的首選教材之一。從1954年起，先後擔任北大歷史係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歷史係主任等職。1980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和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1981年任博士生導師，曾任北大歷史係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係主任、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成員、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鄧廣銘教授畢生致力于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唐宋遼金史的研究。他治學嚴謹，領域寬闊，勇于探索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學術文化史各方面的重大課題，精于歷史人物傳記之作，在古籍整理方面，亦有精深的研究。他提出的治史入門的四把鑰匙：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年代學、目錄學，一直受到史學界的重視。他因其在宋史方面超越前人的成就，成為宋史學界的一代宗師。代表性著作有：《中國史綱要·宋遼金史綱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飛傳》、《辛棄疾傳》、《陳龍川傳》、《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鄧廣銘治史叢稿》等。
 鄧廣銘：逝去的學風
鄧廣銘（1907—1998）字恭三，山東臨邑人。歷史學家，公認的宋史泰鬥。
鄧廣銘研究古代史，最早卻以新文學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係之前，他曾就讀于輔仁大學，恰逢周作人來校講新文學。周作人自稱“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出綱領來，只信口開河地說下去就完了”，誰知講完之後，“鄧恭三先生卻拿了一本筆記的草稿來叫我校閱，所記錄的不但絕少錯誤，而且把我所亂說的話整理得略有次序，這尤其使我佩服”。
結果這本筆記當年就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為名出版了。周作人將稿費送給鄧廣銘，他用這筆錢買了一部線裝二十四史。老友張中行後來感嘆，周作人講課北調攙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專業知識，頗不易記，鄧廣銘卻像是輕而易舉，不止記了，且接著就印成書，“一個初進大學之門的學生，才竟如此之高，學竟如此之富，簡直不可理解”。
陳寅恪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序》中寫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復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然而，這一件工作卻並不容易做，因為《宋史》闕誤特多，而在諸正史中，卷帙最為繁多，故“數百年來，真能熟讀之者，實無幾人”。
由此可見，欲治宋史，必須有勇氣、有才學。鄧廣銘無疑就屬于這不多的“幾人”之列，史學大家周一良甚至認為他堪稱“20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
鄧廣銘窮畢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讀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又萌發了寫中華民族英雄人物傳的念頭，于是以史筆為王安石、岳飛、辛棄疾、陳亮等立傳，為他們鉤沉、辯誣，對他們作出公允的評價。他寫王安石，寫的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寫陳亮，是寫“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特立獨行氣概；寫岳飛，寫的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壯志。
他的《岳飛》被稱為名著，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巧合，出版正趕上那場民族戰爭的勝利。”鄧廣銘的女兒鄧小南告訴記者，“書是在抗戰中寫的，裏面寄托著他的慷慨報國之心。”上世紀80年代此書增訂再版，印數達到17萬余冊，對于學術著作，這是少見的印數，可知此書受歡迎的程度。
鄧廣銘寫這些豪傑，同時也將此種情懷躬行于自己的人生實踐。長期隨伺父親左右的鄧小南對父親的印象是兩個詞，耿介和磊落。“他們那一輩學人，經過那麼多曲折，很多人改變了，但他總體上還是磊落的。他自己在‘運動’中有過違心的言行，這他從來都承認，承認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認學界不良之風，鄧廣銘會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他的學術商榷文章，總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勸他隨和一點兒，他卻斥之為“鄉願”。鄧小南感嘆：“他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界風氣，那時的學者坦誠相見，大家習以為常。但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
時代變了，然而鄧廣銘依舊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舊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鋒。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來能夠談話的朋友，以至于家人不時能察覺到他精神深處的孤寂。
鄧小南說，其實父親晚年珍視每一次溝通交流的機會。他耳朵不好，戴上助聽器效果也不大，凡有電話找他，他會立即讓家人搬來一張小椅子，端坐在那兒，雙手把著電話筒，把耳朵緊緊地貼在上面……說到這裏，鄧小南的聲音有些悲涼。
鄧廣銘一生，有聲有色，有棱有角。在臨終前的病榻上，他對女兒說：“我死了以後，給我寫評語，不要寫那些套話，‘治學嚴謹、為人正派’，用在什麼人身上都可以，沒有特點。”
也許，葬禮上的一句挽聯會符合先生的心願：“直道挺儒林，矯俗惟憑孤劍勇。”
老友季羨林在回憶鄧廣銘時提到過一個詞“後死者”，感慨于這個詞裏面所蘊含著的哀思、回憶、撫今、追昔，還有責任、信托。季老以“後死者”自勉，反觀已逝的鄧先生，他又何嘗不是岳飛、辛棄疾、王安石、陳亮……這些宋代大豪傑們的“後死者”呢？
此情境，“千古知音”一句，足矣。（徐百柯 《中國青年報》）
 鄧廣銘與二十世紀的宋代史學
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史上，鄧廣銘教授佔有重要的一席。作為宋代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的學術貢獻影響著幾代宋史研究者。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現代歷史學家。
一、鄧廣銘的學術道路
鄧廣銘（1907—1998年），字恭三。1907年出生于山東省臨邑縣。臨邑是一個相當偏僻、閉塞而且文化很不發達的地方，在滿清一代的二百多年中，臨邑沒有出過一個進士；鄧家在當地雖算得上一戶殷實人家，但也不是什麼書香門第。
1923年夏，16歲的鄧廣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一師的校長王祝晨是一位熱心于新文化運動的教育家，在此求學的四年間，鄧廣銘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啟蒙教育”。在他當時讀到的史學著作中，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東壁遺書》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師的同窗如李廣田、臧克家等人，後來都相繼走上了文學道路，而他卻最終選擇了史學，這與風靡那個時代的疑古思潮對他的吸引是分不開的。
1927年，鄧廣銘因參加學潮而被校方開除。三年後，他來到北平，準備報考大學。1931年，他第一次報考北大未被錄取，便考入私立的教會學校輔仁大學，入英語係就讀。次年再次投靠北大，終于考入北大史學係，從此步入史學之門。這一年他25歲。
1927至1937年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十年黃金時代，從30年代初到“七·七事變”前，則是北大史學係最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史學係的專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陳垣、顧頡剛、錢穆、胡適、傅斯年、姚從吾、蔣廷黻、雷海宗、陳受頤、張星烺、周作人、陶希聖、李濟、梁思永、湯用彤、勞幹、唐蘭、董作賓、毛子水、鄭天挺、向達、趙萬裏、蒙文通等人，陣容非常強大，可謂極一時之盛。學生當中也人才濟濟，桃李芬芳。僅1935和1936兩屆畢業生中，就涌現了王樹民、全漢昇、何茲全、楊向奎、李樹桐、高去尋、鄧廣銘、王崇武、王毓銓、杜呈祥、張政烺、傅樂煥等一批傑出的歷史學家。
在北大求學期間，鄧廣銘遇到了對他此生學術道路影響最大的兩位導師，一位是胡適，另一位是傅斯年。
胡適自1932年起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至“七·七事變”後才去職。在此期間，他為史學係講授過中國哲學史、中國中古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概要等課程。鄧廣銘上四年級時，選修了胡適開設的一門“傳記文學習作”課。這門課要求每位學生做一篇歷史人物的傳記，胡適開列了十幾個歷史人物供學生選擇，其中宋代人物有歐陽修和陳亮。鄧廣銘在此之前曾寫過一篇有關浙東學派的文章，于是便決定寫一篇《陳龍川傳》，作為他的畢業論文。1936年春，鄧廣銘完成了這篇12萬字的畢業論文，得到胡適的很高評價，胡適給了他95分，並寫下這樣的評語：“這是一本可讀的新傳記。……寫朱陳爭辨王霸義利一章，曲盡雙方思致，條理脈絡都極清晰。”胡適還到處對人稱讚這篇論文，“逢人滿口說鄧生”，這對初出茅廬的鄧廣銘是一個極大的鼓勵。這件事情對他以後的學術道路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之所以選擇宋史研究作為其畢生的學術事業，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來撰寫歷史人物譜傳，先後寫出《陳龍川傳》、《岳飛傳》、《辛棄疾》、《王安石》這四部奠定其學術地位的宋人傳記，與胡適都有很大關係。可以說，一部《陳龍川傳》，基本上決定了鄧廣銘一生的學術方向。
鄧廣銘在《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經說到，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三位前輩學者是胡適、傅斯年和陳寅恪，“而在他們三位之中，對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則是傅斯年先生。”鄧廣銘與傅斯年的師生淵源始于大學時代。傅斯年的本職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30年，北大史學係主任朱希祖因採用一中學教師編寫的中國近代史教材作為自己的講義，受到學生攻擊，因而去職，遂由傅斯年代理係主任。在鄧廣銘入學後不久，係主任一職便由研究西洋史的陳受頤接任，但傅斯年仍長期擔任史學係兼職教授。
傅斯年在北大史學係先後開設了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籍文辭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上古史擇題研究、漢魏史擇題研究等五六門課。其中“史學方法導論”這門課給鄧廣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課堂上再三提出“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命題，並且常常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挂在嘴邊。前幾年，鄧廣銘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傅斯年的史學觀念對他的影響時說：“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時提出這一治史方針，後來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聲明這是辦所的宗旨。胡適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詞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他們兩人一南一北，推動史學朝這個方向發展，史學界由此也形成一種重視史料的風氣和氛圍，我置身這樣一種學術環境中，受到這種風氣的浸染，逐漸在實踐中養成自己的治史風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觀念。”如果說鄧廣銘在學術方向的選擇上主要是受胡適的引導，那麼他的學術風格和治學方法則留下了傅斯年史學觀念的烙印。不過要說傅斯年對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還是在畢業以後的十年。
若是就狹義的專業領域的師承關係來說，不論是胡適還是傅斯年，對宋遼金史都談不上有什麼專門研究。大學時代，鄧廣銘也上過兩門屬于這個領域的專業課，一門是蒙文通講授的宋史，另一門是姚從吾講授的遼金元史。但這兩位先生都沒有給他後來的學術研究帶來什麼重要影響，他對這兩位學者的評價也比較低調。
1936年，鄧廣銘從北大史學係畢業後，胡適將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員，並兼史學係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長就是由胡適兼任的。傅斯年當時從這一屆的文、史兩係畢業生中物色了幾位有培養前途的人，要他們去史語所工作，其中也有鄧廣銘，但由于此時史語所已經遷往南京，鄧廣銘表示自己還是願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強他。
留校以後，鄧廣銘在文科研究所主要從事兩項工作，一是與羅爾綱一起整理北大圖書館所藏歷代石刻拓片，二是協助錢穆校點整理他為編寫《國史大綱》而搜集的一些資料。就在畢業後的一年間，鄧廣銘確定了他畢生的學術方向。在胡適給他的畢業論文《陳龍川傳》所寫的評語中，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陳同甫與辛稼軒交情甚篤，過從亦多，文中很少說及，應予補述。”這就是鄧廣銘研究辛棄疾的最初契機。另外，他選擇這樣一個學術領域與當時的時代環境也有很大關係。在《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一書的《自序》中，他如是說：“這樣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之所以形成，……從客觀方面說，則是為我所居處的人文環境、時代思潮和我國家我民族的現實境遇和我從之受業的幾位碩學大師所規定了的。”幾年前，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到當初選擇陳亮做傳記，其中隱含的一個動機，就是“當時日寇步步進逼，國難日亟，而陳亮正是一位愛國之士；後來我寫辛棄疾，也有這方面的原因”。這是那一代學者身上所承載的國家和民族責任感。
為了準備新編一部《辛稼軒年譜》和《稼軒詞箋注》，大約在1936年底，鄧廣銘寫出了那篇題為《〈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證》的成名作，指出梁啟超《辛稼軒年譜》和梁啟勳《稼軒詞疏證》的種種不足之處。次年春，他打算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申請辛棄疾研究的課題經費，為此徵求胡適的意見，胡適勉勵他說：“三十多歲的人做學問，那是本分；二十多歲的人做學問，應該得到鼓勵。”但要求他必須先寫一篇批評梁氏兄弟的有份量的書評，于是他就將已經寫成的那篇文章寄給他在輔仁大學時的同學、當時主編《國聞周報》文藝欄的蕭乾，很快就在《國聞周報》14卷第7期上刊出。這篇文章博得胡適、傅斯年、陳寅恪、夏承燾等人的一致稱許。當時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的陳寅恪還不認識鄧廣銘，讀了這篇文章後到處向人打聽作者的情況，後來他在為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也說到此事：“寅恪前居舊京時，獲讀先生考辨辛稼軒事跡之文，深服其精博，願得一見為幸。”夏承燾當時正在寫《唐宋詞人十家年譜》，其中也有辛棄疾，在看到這篇文章後，他給鄧廣銘寫信說：“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軒年譜我不能寫了，只能由你來寫。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計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給你。”
這篇成名作發表之時，鄧廣銘正好30歲。半個多世紀後，他憶起這段往事時說：“就這一篇文章，影響了我的一生，是我一生的轉折點。從此我就不回頭了。”就在去年，他還對女兒鄧小南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的‘三十功名’是從‘塵與土’中爬出來的。”所謂“三十功名”，就是指的這篇文章。
由于這篇文章的影響，研究課題的申請得到順利批準。此後不久即發生了盧溝橋事變，北大決定南遷時，因目的地尚未確定，故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隨校行動。此後兩年間，鄧廣銘一頭扎進北平圖書館，完成了《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辛稼軒詩文鈔存》三部書稿。在這期間，給他指導和幫助最多的是趙萬裏和傅斯年。該項研究課題“研究指導人”一欄原來填的是胡適和姚從吾（想係當時胡適為文科研究所所長、姚從吾為史學係主任之故），但“七·七事變”後胡適赴美，姚從吾南遷昆明，故次年春申請延長一年研究期限之時，遂將“研究指導人”改為趙萬裏。鄧廣銘在北大史學係念書時就聽過趙萬裏講授的“中國史料目錄學”，及至到北平圖書館做這項研究時，更得到趙萬裏的直接指點。後來他在《辛稼軒詩文鈔存》的“弁言”中提到這一點：“凡此校輯工作，所得趙斐雲萬裏先生之指教及協助極多。”傅斯年雖然自史語所南遷後即已離開北平，但在鄧廣銘從事這項研究工作期間，兩人之間屢有書信往來，有關《辛譜》和《辛詞箋注》的體例、辛詞的版本選擇以及如何係年等等問題，傅斯年都提供過很具體周詳的意見。待這三部書稿完成以後，傅斯年又寫信向香港商務印書館推薦，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後，恰值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以致未能印行。抗戰勝利後，又經胡適的催促，才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將《辛譜》和《詩文鈔存》刊行出來。
北大南遷昆明後，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長。1939年8月，鄧廣銘奉傅斯年之召，輾轉上海、香港、河內前往昆明。此時陳寅恪已被聘為北大文研所專任導師，在這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裏，鄧廣銘與陳同住一樓，朝夕相從，“實際上等于做他的助教”。鄧廣銘晚年在談到他的學術師承時說，自從踏入史學之門，“在對我的治學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給予我的指導和教益最為深切的，先後有傅斯年、胡適、陳寅恪三位先生。”不過從他一生的學術軌跡來看，陳寅恪對他的影響似乎並不明顯。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間，傅斯年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把鄧廣銘研治宋史的專業思想鞏固下來。當時正值《宋會要輯稿》刊行，因價格不菲，鄧廣銘原本不想買的，傅斯年卻非逼著他買下一部，並先由文研所墊付書款。鄧廣銘晚年回味這段往事，不無感慨地說，他最後選擇宋史研究作為終身的學術事業，可以說是傅斯年給逼出來的。
1940年秋，為躲避日機轟炸，傅斯年決定將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並要鄧廣銘也一同前往，以便利用史語所豐富的圖書資料。到李莊以後，鄧廣銘的編制仍屬北大文研所。從40年底至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從事對《宋史》的考訂工作，後來發表的《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欽若、劉恕諸傳的考證文字，都是在此期間完成的。從他1941年7月8日寫給傅斯年的一封信來看，他當時似乎有一個對《宋史》全書進行通盤考訂的龐大計劃，信中稱他“已認整理《宋史》為畢生所應從事之大業”，“單論《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絕非三二年內之所可理董畢事者，並本紀、列傳、世家等計之，勢須視為畢生之業矣”。其實他那時已作過考訂的亦不止後來發表的那些篇章，在同一封信中還說：“現札記之已經寫出者，為《職官志考校》約十萬字，《食貨志考校》方成四萬餘字，全部寫完後亦可得十萬字左右，預期八月末或可成。其列傳部分亦曾寫就四五萬字。”另外在《宋史職官志考正》的“凡例”中，還提到對《河渠志》和《兵志》也做了考訂，但大概都沒有最後定稿。
1942年春，鄧廣銘徵得傅斯年的同意，準備到重慶找一工作，以便把仍滯留于北平的妻女接出。經友人何茲全介紹，他去C.C派劉百閔主持的中國文化服務社，主編一種名為《讀書通訊》的刊物。次年7月，經傅斯年鼎力舉薦，他被內遷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聘為史地係副教授。由于他在復旦講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課“中國通史”頗受學生歡迎，兩年後就晉升為教授。在此期間，《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岳飛》三部著作也相繼由重慶的獨立出版社和勝利出版社刊行。
抗戰勝利後，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在其回國之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長，傅斯年遂請鄧廣銘回北大史學係執教。當時有一種不成文的慣例，若是在別的大學做了教授，到北大只能降格做副教授，當傅斯年提出名義問題時，鄧廣銘並無異議。
1946年5月，鄧廣銘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復員和重建的傅斯年馬上把他借調到校長辦公室，做了一個未經正式任命的“校長室秘書”。在胡適到任以後，鄧廣銘仍然在從事教學、研究工作之餘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校長室秘書。
從此以後，鄧廣銘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母校北京大學。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為臺灣大學校長，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臺大任教，以充實該校的師資力量。就在這年12月中旬胡適飛往南京之後，傅斯年屢次以北大校長胡適和教育部長朱家驊的名義致電北大秘書長鄭天挺，指明要邀請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鄧廣銘。當鄭天挺詢問鄧廣銘的意向時，他這樣回答說：“如果單純就我與胡、傅兩先生的關係來說，我自然應當應命前去，但目前的事並不那樣單純。胡、傅兩先生事實上是要為蔣介石殉葬去的。他們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關係都很深厚，都有義務那樣做。我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並無任何關係，因而不能跟隨他們採取同樣行動。”盡管鄧廣銘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未來的新政權懷著一種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沒有作去臺大的打算。
1950年，鄧廣銘晉升為北大歷史係教授。從1954至1966年，他一直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鄧廣銘學術創造力極為旺盛的一個階段。請看看這份著述目錄：1953年，《王安石》作為中國歷史小叢書的一種由三聯書店出版；1955年，經過大幅度修改增訂的《岳飛傳》由三聯書店出版；1956年，《辛棄疾（稼軒）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軒詩文鈔存》經過重新校訂後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軒年譜》修訂本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軒詞編年箋注》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在當時北大歷史係的所有教師中，鄧廣銘的學術成果是最多的，以致歷史係的某位教授說：“鄧廣銘現在成為‘作家’了！”
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劫難開始了。次年，鄧廣銘在雙反運動中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鑰匙”說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史學方法遭到清算。歷史係的學生以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要拔掉他這面資產階級白旗，結果是剝奪了他上講臺的權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獲得為學生授課的資格。但此後迄至文革結束，學術研究工作基本處于停頓狀態。從1964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這是他57歲到70歲之間，正是一個學者學術生命最成熟的時期。
這期間他寫出的唯一一部著作是那本引起爭議的《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據說毛澤東在會見田中時，曾對他說過這樣一番話：二戰後的日本歷任首相全都反華，而你卻要來恢復中日邦交，這很類似于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蘇修對你此次來訪極力反對，而你卻置之不顧，這又頗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氣概。于是人民出版社就來找鄧廣銘商量，請他按照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對50年代寫的那本《王安石》加以補充和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當時的慣例，將鄧廣銘此次重寫的《王安石》印出百來本討論稿，送到各大學和研究機關進行討論，而反饋回來的意見，都說對“儒法鬥爭”反映得很不夠，于是出版社要求他再作修改。最後這部書稿終于比照“儒法鬥爭”的需要改定出版了。
直至“四人幫”被粉碎，鄧廣銘在年過70以後，迎來了他學術生命上的第二個青春。他一生中的這最後20年是他學術貢獻最大的時期。就學術成果而言，這20年出版的著作有8種之多：《岳飛傳》增訂本（1983）、增訂校點本《陳亮集》（1987）、校點本《涑水記聞》（1989）、《稼軒詞編年箋注》增訂本（1993）、《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1994）、《辛稼軒詩文箋注》（1996）、《鄧廣銘治史叢稿》（1997）、《王安石》修訂本（1983、1997）。與此同時，他還發表了40多篇論文。甚至在年過90以後，仍每日孜孜不倦地閱讀和寫作，直到住進醫院時為止。
更為重要的是，他晚年的貢獻已不僅僅局限于個人的研究領域。為了推動中國史學的發展，為了培養史學後備人才，他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出任文革後北大歷史係首屆係主任。自1980年起，擔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創建中國宋史研究會並連任三屆會長。1981年，創建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擔任中心主任達十年之久。這種貢獻的價值也許比他個人的研究和著述更有意義。
二、鄧廣銘的學術貢獻
中國的斷代史學是從本世紀新史學興起之後才逐漸形成的。就宋代歷史的研究狀況而言，與先宋時代的歷史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宋以前的歷史，古人已有研究，而宋以後的歷史則不然。元明清三代只有史書的編纂和史料的考訂，沒有史學可言，所以在本世紀之前根本就談不上什麼宋史研究。
張蔭麟（1905—1942年）是本世紀宋史研究的先驅。從20年代中葉起，他先後發表論文20餘篇，宋史研究的不少課題都是由他發軔的。但由于英年早逝，未能取得更大成就。鄧廣銘晚年談及張蔭麟時，說“張是清華大學的才子，陳寅恪很賞識他，但張教書、治史都不成功”。對他評價很低。公允地說，張蔭麟對于宋代史學的首創之功不應埋沒，但他的成就和影響尚不足以使宋代史學形成為一門規模初具的斷代史學。
宋代史學體係之建立，始于鄧廣銘。至40年代，鄧廣銘在宋史學界的權威地位已經得到史學大師們的承認。1943年，陳寅恪在為《宋史職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評價說：“鄧恭三先生廣銘，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書，先以《宋史職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論之慎，並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學之建立，先生當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無疑也。”1947年，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對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學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顧，其中在談到宋史研究的狀況時說：“鄧廣銘先生年來取兩宋各家類書、史乘、文集、筆記等，將《宋史》各志詳校一遍，所費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極大。其《宋史職官志考正》已刊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飛》、《韓世忠年譜》、《陳龍川傳》，及論文《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許及之王自中傳辨證》。宋史的研究，鄧先生實有篳路藍縷之功。張蔭麟先生亦專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發表的論文看來，其成就已很大，僅次于鄧廣銘先生而已。”至40年代末，由于鄧廣銘的努力，宋代史學在中國史學中可以說已經獨樹一幟。
今天，鄧廣銘教授早已被公認為本世紀宋史學界的學術泰鬥。最近，周一良教授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說，在鄧廣銘90誕辰的時候，他曾想寫一篇文字，“主題就是‘鄧廣銘是二十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其理由是：鄧廣銘的宋史研究，范圍非常廣泛，不像一般學者那樣只偏重北宋，而是南北宋並重；不但研究政治史、經濟史，也研究典章制度、學術文化，甚至還箋注過辛詞，這在宋史學界是無人能比的。鄧廣銘培養的第一位研究生漆俠教授，對他老師的學問的評價是“致廣大而盡精微”，他認為“真正能夠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唯有鄧廣銘先生；“宋遼夏金斷代史方面的通才”，也只有鄧廣銘先生一人。
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史上，鄧廣銘教授究竟佔有怎樣一個位置？自新史學誕生以來，中國出現了五位一流的史學大師，這就是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錢穆、顧頡剛，他們可以稱得上是通儒。其次是在某個斷代史或專門史領域獲得最高成就、享有舉世公認的權威地位者，也不過那麼三五人而已。如唐長孺之于魏晉南北朝史，韓儒林之于蒙元史，譚其驤之于歷史地理，以及鄧廣銘之于宋史。
除了宋史之外，鄧廣銘教授的研究領域還涉及遼金史，尤其是有關宋遼、宋金關係的問題。他對遼金文獻史料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如關于《遼史·兵衛志》的史源，關于《大金國志》和《金人南遷錄》的真偽等等。雖然他對遼金史的問題不輕易發表意見，但實際上他有很多精辟和獨到的見解。譬如乣軍問題，是遼金元史上一個長期無法解決的難題。他早就認為遼朝並無所謂“乣軍”，某部族乣實際上也就是某部族軍，這一論點後來為他的學生楊若薇博士的研究成果所證實。
在鄧廣銘教授一生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是四傳二譜，即《陳龍川傳》、《辛棄疾（稼軒）傳》、《岳飛傳》、《王安石》和《韓世忠年譜》、《辛稼軒年譜》。在《北京大學歷史學係手冊》中，鄧廣銘教授在自己的“學術專長”一欄填的是“隋唐五代宋遼金史、歷史人物譜傳”。這可以看作是他一生治學方向和學術成就的一個自我總結。他在追溯自己的譜傳史學情結時，說他自青年時代讀了羅曼·羅蘭的傳記作品後，就“動了要寫一組中國的英雄人物傳記的念頭”；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學係後，“我就發願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馬遷寫《史記》那樣，用文學體裁寫歷史”。後來胡適的“傳記文學習作”課則將他最終引上了譜傳史學的路子。
周一良教授在評價鄧廣銘的學術成就時寫到：“與一般史學家不同的一點是，他不但研究歷史，而且寫歷史。他的幾本傳記，像《王安石》、《岳飛傳》、《辛棄疾傳》等等，都是一流的史書，表現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當代研究斷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這一段歷史，又能寫這一段歷史。”我請周一良教授就這段話做一個詳細的說明，他解釋說，滿清一代學風樸實，尤其是乾嘉時代的學者，在史料考訂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沒有一個人寫歷史；現代史學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學者，許多人都能做出扎實的研究成果，但卻極少有人能夠寫出歷史。這就是鄧廣銘先生的不同凡響之處。
在鄧廣銘教授的四部歷史人物傳記中，以《岳飛傳》和《王安石》花費的心血最多，也最為他本人所看重。《岳飛傳》一書初名《岳飛》，是1944年應重慶勝利出版社之約而撰寫的，次年8月15日此書出版之時，正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日，這使鄧廣銘教授終身難忘。1954年，他把這部書作了大幅度修改，訂正了許多舊史記載的錯誤，並改名為《岳飛傳》出版。粉碎“四人幫”後，他又花了五年的時間，再次改寫《岳飛傳》，此次修改的幅度比上次更大，改寫的部分佔全書的90%以上。《王安石》一書初版于1953年。由于文革中寫成的那部《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遂于80年代初修訂後再版。但此次修訂本並沒有作太大的改動，“儒法鬥爭”的烙印依然比較明顯。因此在年過80以後，鄧廣銘教授又四寫《王安石》，對此書做了徹底的修改，在史料考訂和辨偽上下了很大功夫，篇幅也增加二分之一以上。
除了上述幾部譜傳著作之外，《稼軒詞編年箋注》也是一部高品質的傳世之作。在《北京大學歷史學係手冊》中，鄧廣銘教授填寫的三部代表論著是《稼軒詞編年箋注》、《岳飛傳》和《王安石》，可見這部著作在他心目中的價值和份量。此書的初稿完成于1937至1939年間，原擬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未果，一直到1957年才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刊行。該書甫一問世便引起學界普遍關注，且有一些素不相識的專家學者寫信給鄧廣銘教授，提出修訂的建議或增補的資料。1962年此書增訂本出版，並于1963年和1978年兩次重印。80年代後，鄧廣銘教授又花費很大精力再度對它進行修改和增訂，于1993年推出一個更加完善的本子。《稼軒詞編年箋注》是一部膾炙人口的佳作，自該書問世40年來，擁有相當廣泛的讀者，僅1978年一版就印行了25萬冊，鄧廣銘教授戲稱它是一本“暢銷書”。曾經有人對他談到讀完此書所留下的印象：“它是出自一個歷史學者之手，而決非出于一個文學家或文學史家之手。”鄧廣銘教授對此的反應是：“這個評語的涵義，不論其為知我罪我，我總認為它是非常恰當和公允的。”我們不妨說，這句話道出了此書的學術價值所在。
說到“寫歷史”，還應該提到的是，60年代初，鄧廣銘教授參加了由翦伯讚主編的《中國史綱要》的編寫工作，撰寫其中的宋遼金史部分，這部教材後來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但他所撰寫的部分畢竟只有13萬字的篇幅。鄧廣銘教授晚年的一個最大遺憾，就是沒有寫出一部堪稱總結性成果的《宋遼金史》。幾年前，他在為《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撰寫的《自序》中說：“在編選這本《自選集》的過程中，經常引起我的慚愧的一事是，我雖把遼宋金對峙鬥爭的時期作為主要攻治的一個特定歷史段落，然而我竟沒有像其他斷代史的研究者那樣，寫一部詳贍豐實的遼宋金史出來。”漆俠教授在看到這段文字之後，非常後悔沒有及早促成鄧廣銘先生主編一部《遼宋夏金史》，藉以償其夙願。
對于歷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也是鄧廣銘教授的重要學術貢獻之一。40年代初，他曾計劃對《宋史》全書進行係統的考訂，最終撰成一部《宋史校正》，後來這一計劃雖未完成，但僅就他對《職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訂來看，可以說是自《宋史》問世六百年來對此書進行的第一次認真清理。文革期間，他還一度參加過由中華書局主持的《宋史》點校工作。80年代以後，鄧廣銘教授長期擔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並點校出版了《陳亮集》和《涑水記聞》（與張希清合作）。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還完成了兩項宋代文獻的整理工作，一是點校趙汝愚的《國朝諸臣奏議》，二是編成一部《宋人文集篇目索引》。
長期以來，鄧廣銘教授在研究南宋前期的宋金和戰等問題時，曾花費過很大精力對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進行校勘，他早就有一個想法，準備在點校此書的基礎上，倣照陳垣的《元典章校補釋例》（又名《校勘學釋例》）寫出一部《三朝北盟會編校勘釋例》，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個范例。現在，《三朝北盟會編》一書已經由我協助他完成了點校工作，而他卻來不及寫這部《校勘釋例》了。
鄧廣銘教授一生中曾多次參與報刊的編輯工作，這是他對學術事業的另一種形式的貢獻。早在1933年，他剛考入北大不久，就與北大英文係學生李廣田和師大中文係學生王余侗共同創辦了一份校園刊物《牧野》旬刊。大學三年級時，他又與同班同學傅樂煥、張公量為天津《益世報》主編《讀書周刊》（名義上的主編是北大圖書館館長毛子水），傅、張二人畢業離校後，改由他和金克木二人主編。1942年，他在重慶的中國文化服務社專職主編《讀書通訊》，直到次年暑期應復旦大學之聘時為止。1946年回到北平後，上海《大公報》請胡適主編《文史周刊》，遂由鄧廣銘擔任執行編輯。從1951年起，清華歷史係、北大史學係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為天津《大公報》主編《史學周刊》，北大史學係的代表就是鄧廣銘。1953年，《大公報》停刊，《史學周刊》改組為《光明日報》的《史學》雙周刊，由北大、北師大和近代史所三家合辦，鄧廣銘教授擔任北大歷史係的執行編輯。自1958年以後，《史學》雙周刊改由北大歷史係一家負責，范文瀾、翦伯讚任主編，鄧廣銘和田余慶、陳慶華、張寄謙四人擔任執行編輯，直到1966年《史學》停刊為止。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光明日報·史學》擔負著引導史學界學術方向的重任，由《史學》發起的關于曹操評價、讓步政策、清官等問題的討論，在當代中國史學史上曾發生過重要影響。
衡量一位學者的成就和貢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對學科的推動作用。鄧廣銘教授從教六十年，為中國史學界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今天宋遼金史學界的中堅力量大都與他有直接或間接的師承關係，在這個領域建立了一個成功的學統。在他80年代擔任宋史學會會長以後，為推動宋代史學的繁榮和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人們公認，最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各個斷代史中是尤為突出的。
鄧廣銘教授的女兒鄧小南在和我談到她父親時曾說：“我覺得他是很想做傅斯年那樣的學界領袖的。”老實說，傅斯年在任何一個領域都算不上一流的專家，但對于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貢獻，卻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文革以後，鄧廣銘教授的學術地位和崇高聲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樣為史學事業做出更大貢獻，他充分把握了這種機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歷史係主任後，義不容辭地肩負起北大歷史係的“中興”大業。他四處網羅人才，讓長期被當作翻譯使用的張廣達回來做專業研究，從山西調來王永興，從社科院調來吳榮曾，從中文係調來吳小如。又與王仲犖教授商定，要將他也調來北大，幾經周折，山東大學執意不肯放人，只是說：“放王仲犖也可以，拿你們鄧廣銘來換！”當時還曾商調漆俠和胡如雷，也因河北方面不同意而作罷。在鄧廣銘教授擔任係主任期間，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先後聘請了許多專家到歷史係兼課，僅中國古代史方向就有寧可（中國通史）、吳榮曾（戰國史專題）、漆俠（宋代經濟史）、蔡美彪（遼金元史）、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劉乃和（中國史知識講座）、王利器（古文獻選讀）等。今日北大歷史係能夠重振雄風，鄧廣銘教授的“中興”之功實不可沒。
有一件事情頗能說明鄧廣銘教授致力于學術振興的用心和努力。1979年，鄒衡教授因《商周考古》一書的出版而得到一筆稿費，在文革結束不久的當時，人們實在無法接受知識分子在工資之外還領取稿費的事實，很多人都認為這筆錢應該上交係裏，鄧廣銘教授獨持異議：“在這麼多年的政治運動之後，還有人肯兢兢業業地做學問，應該予以特別獎勵。不但不能收繳他的稿費，反而應該給他發獎金才對！”
創建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鄧廣銘教授晚年的又一貢獻。按照他當時的設想，是想倣照傅斯年辦史語所的方法，要求大家每天都到中心來讀書和研究，互相探討問題。他為中心提出的十六字方針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心的建立確實為北大歷史係儲存了一批優秀的人才，今天他們已經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一支生力軍。前幾年，鄧廣銘教授在他的《自傳》中這樣寫道：“經我的倡議，……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內，在此中心培育出許多名傑出學人，在學術上作出了突出貢獻，這是我晚年極感欣慰的一樁事。”學術研究是一項薪火相傳的事業，鄧廣銘教授成功地把他手中的火炬傳給了後來人。
三、鄧廣銘的學術品格
單從成就和貢獻著眼，大概是很難真正理解一位學者的。學者的個性隱藏在他的學術品格之中。
首先從學術態度說起。學術態度的嚴肅性是學者的基本修養。從建國前過來的那一代歷史學家，大都經受過實證史學的嚴格訓練，學風的嚴謹在他們來說已經成為一種職業習慣。建國後，由于政治對學術的介入，實證史學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史料被人蔑視，考據遭人嘲笑，歷史學家聲稱要“以論帶史”。即使在這種學術氛圍中，鄧廣銘教授仍始終堅持實證史學的優良傳統。1956年，他在北大的課堂上公開提出，要以職官、地理、目錄、年代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四把鑰匙。兩年後，“四把鑰匙”說就在雙反運動中遭到批判，有人質問說：“為什麼單單丟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鑰匙──馬列主義？”並說“四把鑰匙的實質就是取代、排斥馬列主義這把金鑰匙”。他為此受到很大壓力，若幹年後，才由郭沫若和胡喬木為“四把鑰匙”說平了反。
忠誠于學術是鄧廣銘教授的一貫原則，盡管有時候堅持自己的信念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長張盤石讓李新主持中小學歷史地理地圖教材的編寫工作，李新為此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及部分歷史學家討論編寫條例，其指導方針是由吳晗起草並經周恩來批準的“八條”，“八條”的基本原則是要根據新中國的疆域來解釋歷史，將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國與國的矛盾看作是國內的民族矛盾。鄧廣銘教授在會上堅決反對這一原則，認為應該尊重歷史，不能根據現實去曲解歷史。因為“八條”是總理批準了的，所以他的意見顯得很孤立，但他始終堅持己見，結果會議不了了之。後來有人向上面反映說：鄧廣銘把會議攪黃了。
對鄧廣銘教授稍有一點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的許多著作都經過反復再三的修改、增訂乃至徹底改寫，這種情況在中國史學界似乎還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軒年譜》改寫過一次，《岳飛傳》改寫過兩次，《王安石》先後修訂和改寫了三次，《稼軒詞編年箋注》也修改、增訂過兩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後一個增訂本出版之後，他又在著手進行新的修改，我手邊就放著經他手訂的修改本，改動的地方已達百餘處。從1937年開始撰著的這部《稼軒詞編年箋注》，到1997年仍在不斷地修改訂補之中，這部著作的創作歷程前後達60年之久！
按照鄧廣銘教授的計劃，他原準備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傳記全部再改寫一遍，去年新版的《王安石》只是這個計劃的第一步。他曾在病床上對女兒談起過他的設想：“《岳飛傳》前一部分整個重寫，後面有些部分可以從書中撤出來，單獨成文；《陳亮傳》也不難寫，有個得力的助手，半年時間可以搞出來；《辛棄疾傳》基礎太差，還要多做一些準備。”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準備為他出版全集，他堅持要等他把幾部傳記重新改寫完畢以後才能收入全集，在1997年10月7日致河北教育出版社編審張惠芝的信中說：“《岳飛傳》、《陳亮傳》、《辛稼軒傳》，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較大。貴社計劃把幾傳原樣重印，我認為不可行。我一生治學，沒有當今時賢的高深造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變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見解，就寫成新書，推翻舊書。”[37]這就是他始終不渝的學術理想：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從鄧廣銘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一生中凡正式發表的文字都是字斟句酌，決不茍且。就連他80歲以後寫的文章還常有句子結構很復雜、邏輯很嚴密的表述，這顯然是反復推敲的結果。他的論著既是如此認真地寫出來的，所以就不能容忍別人改動他的文稿，他常對出版社或報刊的編輯提出這樣的要求：“可以提出修改意見，也可以全稿廢棄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裏行間，作一字的增刪。”更不能讓他容忍的，是由于某種“違礙”而刪改文字。1996年，鄧廣銘教授為《臺大歷史學報》寫了一篇《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其中談到傅斯年去臺灣後曾托人給他捎來口信，要把留在北平的藏書全部贈送給他，文中有一段注說：“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陸情況之故，當時他已成一個被聲討的人物，其遺存物只應被公家沒收，他本人已無權提出處理意見了。”去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將這篇文章收入《鄧廣銘學術文化隨筆》一書時，提出要把這段文字刪去，鄧廣銘教授當即表示：“如果刪去這段話，我這本書就不出了！”
鄧廣銘教授執著的學術精神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話題。一位年過九旬的老人，仍堅守在他的學術陣地上，每天堅持讀書和寫作，直至病倒為止。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為了修改討論《辨姦論》真偽問題的論文，三番五次地托人從醫院帶回紙條，提出他的修改意見。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面部插著氧氣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輸液，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執意要看《王安石》一書的校樣，于是女兒只好拿著放大鏡，舉著校樣讓他看。支撐著他那風燭殘年的軀體的，該是多麼頑強的精神。
章學誠最為推崇的是這樣兩種學術造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鄧廣銘教授在為去年北京大學出版的《鄧廣銘治史叢稿》一書所作的自序中，用這兩句話來概括他畢生的學術追求，他認為一位歷史學家“一是必須具備獨到的見解，二是必須具備考索的功力”。我以為，“獨斷之學，考索之功”八個字，再準確不過地點出了鄧廣銘教授的治學風格。
一個學者有點學問並不難，學問淵博也不甚難，難得的是有見識。“獨斷之學”要求學者不但要有見識，而且要見識卓越，見識特出。鄧廣銘教授素以史識見長，體現在他的論著中的個性化特徵極為明顯，原因就在于他從不人雲亦雲，總是能夠獨樹一幟，自成一說。比如關于金軍拐子馬的解釋，關于岳飛《滿江紅》的真偽問題，關于宋江是否受招安徵方臘的問題等等，他都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在鄧廣銘教授的論著中，從來就沒有模棱兩可的意見，他的觀點一向旗幟鮮明。
史識當然不是沒有憑藉的，它源自深厚的學養。史學之道，但凡“獨斷之學”，必定有賴于“考索之功”，否則“獨斷”就難免淪為“武斷”。對于鄧廣銘教授那一代人來說，考證的功力似乎是先天的長處，而他在考證方面的擅長，即便與同時代人相比也是突出的。“考索之功”的前提是對史料的充分掌握，從對史料的重視程度來看，可以看出鄧廣銘教授的史學觀念受到傅斯年的很大影響，傅斯年提出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觀點，自50年代以來一直遭到批判，鄧廣銘教授近年公開表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史學即是史料學’的提法，我覺得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一命題的本身，並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種理論、某種觀點立場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個從事研究歷史的人，首先必須能夠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鑒定其真偽，考明其作者及其寫成的時間，比對其與其他記載的異同和精粗，以及諸如此類的一些基礎工作。”鄧廣銘教授歷來主張研究歷史要窮盡史料，這與傅斯年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也是一個意思。對于宋史研究者來說，“窮盡史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但鄧廣銘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做到了這一點。
在鄧廣銘教授非常個性化的學術特色中，有一點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論戰風格。他一輩子都在進行學術論戰，用陳智超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寫作六十年，論戰一甲子”。實際上，鄧廣銘教授的學術論戰還不止60年的歷史。他寫于1935年的第一篇學術性文章《評〈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就是論戰文字，而1997年寫成的最後一篇論文《再論〈辨姦論〉非蘇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也仍然是一篇論戰文字。在他病重住院期間，曾對女兒談到他的論戰風格：“我批評別人也是為了自己進步。我九十歲了，還在寫文章跟人家辯論，不管文章寫得好壞，都具有戰鬥性。”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戰鬥”精神並不是在他成名以後才形成的，上面提到的那篇批評《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文章發表時，他還在念大學四年級。這種論戰風格的形成，主要是緣于他那“耿介執拗而不肯隨和的性格”，以及他那“從不左瞻右顧而徑行直前的處世方式”。他在闡述自己的學術主張時說：“至于‘奄然媚世為鄉願’（章學誠語）的那種作風，更是我所深惡痛絕，一直力求避免的。”文如其人，這句話用在他身上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對于鄧廣銘教授的文風，楊訥先生還有另外一種解釋：“鄧先生在指摘別人時的確用詞尖銳，甚至使人難堪，……部分由于他的個性，部分是受前一代文風的影響。看看三十年代的文壇健將，喜歡用尖銳言詞寫作或辯論的，人數真不少。他們對別人尖銳，也能承受別人對自己尖銳。鄧先生從事著述起于三十年代，自然會受那時文風的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段話隱含著當代學者的一種價值傾向：對老一輩學者銳利的文風可以理解，但並不讚賞。
顧炎武曾提出一個理想的學者標準：“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鄧廣銘教授將“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八個字作為他的座右銘，以此來規范他的道德文章。關于他的學問方面，我們已經談得太多，這裏只想就一件小事來談談他的人格風范。去年春，河北教育出版社補貼資金出版了《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並以此為條件，商定出版他的全集，但因他與人民出版社早有出版《王安石》修訂本的約定，遂影響到全集的出版問題。他當時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將欠下出版社的一份情，“這使我感到沉重的壓力，如何清償此事，成為我心頭一塊大病”。在去年10月寫給河北教育出版社編審張惠芝的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交給該社出版，但必須等他把四部傳記全部改完；如果出版社方面不同意這個方案，“我在有生之年必須對貴社印行我的《九十祝壽論文集》作出報答，那麼就請貴社把印制這本論文集的費用清單告訴我，我將在半年之內分兩期全數償還貴社。我今年91歲，我的人生觀點就是絕不在去世之時，對任何方面留有遺憾，不論是欠書、欠文還是欠債，這樣我可以撒手而去，不留遺憾在人間”。看到這封信，我對鄧廣銘教授的道德文章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以為，這是對“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一語的最好詮釋。（劉浦江
原載《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
新華網山東頻道 責任編輯
呂放
來源：綜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