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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州區梨樹鄉村民方紹舟，可能算重慶最後的殺虎者之一，他一生中殺過7只老虎，被譽為“打虎英雄”。方最後一次打虎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一個陰雨天，老虎叼走他妹妹家的羊，方窮追五六裏，將老虎活活打死，剝皮後，得凈肉七十多斤。
難以想象的是，在三百年前，今天的川渝地區還活躍著成千上萬只野生華南虎，並釀成當時中國最大的虎患。當時下野生華南虎的滅絕基本成為定局後，閱讀當年的虎患史，除了恍如隔世的驚心動魄，我們還該記取些什麼？
公元1682年春，縣吏張懋嘗率8人赴榮昌縣履新。榮昌位于重慶以西，處成渝兩地中段，是川東丘陵和川西平原的交界處。斯時，“平定三藩”戰事剛剛結束，大清勇略將軍趙良棟擊潰吳三桂，吳殘部退守雲南。雖說正是春天，但驛道兩旁田園荒蕪、萬戶蕭疏，讓張懋嘗頗感驚心。他清楚，自1644年張獻忠入川始，川渝兩地就再沒消停過，由重慶府到榮昌的阡陌良田，已有近40年無人耕種，田裏的樹林綿延成森林。好在他率領的人除師爺外，均是精壯軍士，熟操刀劍。一行人晝行暮宿，在第五天下午終于走進榮昌洞開的城門，時值黃昏，城內除野草殘垣，竟無一個人影。張縣吏好生詫異，令軍士敲門詢問。門推開，衝出的竟是一群老虎！眾大駭，一番血肉拼殺，3名軍士力保縣吏逃出，其余5人當即喪生！
這一驚心動魄的往事，載于清《榮昌縣志》第十九卷上，它只是川渝酷烈虎患的一個小小插曲。
榮昌縣曾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上報在冊人口僅“143戶，男婦286人”，後經1674年開始的“三藩之亂”，全縣人丁幾乎死絕，作為一個自唐乾元二年（公元758年）即設縣治的農耕大縣，此時“雖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
明末清初發生在川渝地區的虎患，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虎患，前後歷時30年以上。斯時川渝境內戰禍慘烈，張獻忠、南明政權、清軍、吳三桂等輪番捉對廝殺，激烈戰事致使生靈涂炭。在明萬歷九年（公元1581年）的戶籍統計中，全川有人口380多萬，“這是四川行省人口的高峰，但104年後的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全川在籍人口僅相當于現在一個中等縣的人口規模。”
因戰亂、瘟疫和虎患三重災禍，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人口銳減，清代修纂的川渝各地方志，往往用“靡有孑遺”來表述當時人口的極度稀少。由于清初土地長期荒蕪，川渝兩地森林覆蓋率達80%以上，為華南虎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條件。
當三百多年前川渝地區虎患成災時，森林中的野物已經不能填滿華南虎碩大的胃口，它們成群結隊地走出森林，前往村莊、城鎮攝取食物。暨南大學歷史係學者劉正剛在調查客家移民史時，對川渝虎患做過考證，認為虎患多以城鎮為主，“這與陜晉地區虎患多發生在山區不同。陜晉虎患是流民在開發山區的過程中形成的，川渝虎患則因戰亂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或逃往深山避難，反而使城鎮空虛荒涼所致。”
清初畫家劉石溪在《蜀龜鑒》中，對清初四川死于虎患的人口做過粗略估計：“自崇禎五年為蜀亂始，川南死于獻者十之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之二三，而遺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獻者十之三，死于搖黃（十三家）者十之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之一二，遺民千不存一矣。川東死于獻者十之二三，死于搖黃者十之四五，死于瘟、虎十之二三，而遺民數萬不存一矣。川西死于獻者十之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之一二，而遺民十萬不存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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