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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日前透露，上海擬建立刑事被害人補償金制度，目前這一制度已形成初步框架，其實，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就明確提出，將“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列為一項重要任務。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日前答復政協委員提案時透露，上海擬建立刑事被害人補償金制度，最高補償可達5萬元，目前這一制度已形成初步框架，並已上報市政法委。該市刑事被害人補償金制度建立將分三步走：首先由公檢法等各個部門自行試點；待積累經驗之後再建立統一制度；待條件成熟之後，通過人大立法將這項制度確立下來。（7月20日《東方早報》）
長期以來，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被害人可向施害方提出附帶民事訴訟，但如果施害方沒有執行能力，
“一聲槍響”可令案子終結，但法律的正義卻更多地存活于邏輯上的“道義”當中，受害人無法從“公正”中獲得被剝奪的補償———有統計數字說，全國有高達七成的被害人是無法從被告人方得到賠償的。
其實，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犯罪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遺忘的人”的觀點。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時曾明確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把“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列為一項重要任務。但為什麼今天上海高院提出“形成初步框架並報批”的時候網上輿論仍然很興奮？這也從側面說明，一年半多了，但各地法院在“研究建立”上步子還是相當慢的。
筆者認為，這裏面存在兩個方面的誤區：
其一，當政府承擔起法律秩序責任的時候，成本並不是簡單的“經濟賬”上的昂貴，而是“社會賬”裏的低廉。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與補償，那些遭受犯罪侵害而不能從加害方得到賠償的被害人，面臨生存危機，要麼一次次上訪，要麼用違法亂紀等手段獲得生存，無論哪一種，都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政府又不得不花費更大的成本來化解這些因素———這種支出轉移是被忽略掉了的；
其二，建立國家救濟制度，並不意味著國家財政將面對一個“無底洞”的撥款投入。縱觀國外的經驗，比如歐美，甚至日本，支撐救助制度的根本，並不是單純的國家撥款。通過國家出一點、地方政府支持一點、社會慈善募捐一點等方式，籌備一種救助基金，通過明晰的支付辦法，由國家代那些確實拿不出錢的刑事被告人給受害人以應得的補償，都是切實可行的———這種渠道的開拓思維也被忽略了。
面對顯而易見的司法遺憾，面對每年大量無法從被告人方得到賠償的受害人，“刑事被害人補償”的問題沒有理由繼續悠然自得地表現著它的腳步緩緩與前路漫漫。即便上海市現在的“三步走”嘗試，如果不從觀念上克服憂慮，這個“三步走”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或許，與各部門自行試點成熟之後再到立法層面的推動比起來，從立法層面向下推動實踐，會更有效率優勢。□畢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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