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五四運動回憶
我于1915年考進北京大學預科，三年後轉文科哲學係，並擔任一個班的學生班長。當時各班學生很少，我那個班16人，算是較大的班了。五四運動時，我參加了遊行示威。
北京大學創辦于1898年戊戌變法之際，前清稱京師大學堂。1916年以前，學校風氣很腐敗。學生年齡大，一般地穿長袍馬褂，也有穿西裝的。學生宿舍只有馬神廟西齋、沙灘東齋和北河沿八旗先賢祠三處，大部分學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除少數用功讀書以外，打麻將、捧戲子、逛八大胡同成為風氣。
1916年冬，蔡元培來當校長。蔡是前清的翰林，參加辛亥革命，當過孫中山先生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國民黨反袁失敗後，流亡海外，袁死後回國。他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到校後不久，宣布辦學宗旨是“兼容並包”，提倡思想自由，人各發揮所長，提倡自由討論。在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學，各種學派都可開課，各種思潮可以自由宣傳，自由辯論。他所聘請的教授，包括各種傾向的人物，既有激進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陳獨秀；也有美國資產階級實用主義者的信徒胡適；有講佛教哲學的梁漱溟；有穿著清朝袍褂、拖著長辮子的封建遺老辜鴻銘。我在北大時，聽過李大釗講《唯物史觀》的課，何炳松講西洋史。我曾向李大釗建議把何的講稿印成講義，向聽課的同學分發。
在“學術思想自由”的口號下，各種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像哲學會、雄辯會、音樂傳習所、體育會、武術會、數理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等。各種刊物也紛紛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國民雜志》等；也有堅持守舊的刊物，如《國故》、《論衡》。各種社團、刊物風起雲涌，蓬勃發展，對全國思想界發生極大影響。1918年10月，紅樓蓋好，我們搬過去，出版了《北京大學日刊》。有一天，《日刊》上登載兩篇文章，一篇是蔡元培的改用白話文、提倡新文學的文章；一篇是林琴南堅持用文言、反對白話文的文章。這是蔡元培用行動貫徹他的自由討論主張的表現。我記得該期《日刊》出版時，北大紅樓前院擠滿了人，爭相購買，有的一人購買幾十份，以至上百份，霎時間幾千張報紙就被搶購一空，後來者只好向隅。
這樣，就為新思想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也為五四運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1918年5月7日，中國留日學生抗議中日軍事秘密協定，舉行集會，遭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殘酷鎮壓，全體留日學生罷課回國。5月中旬，歸國學生代表李達、龔德柏等到了北京，和北京學生會晤。經過幾天奔走醞釀，北京學生于5月21日發動了向反動統治當局請願運動。當時推出向公府(即總統府)請願的代表八人，其中北大三人：許德珩、易克嶷、段錫朋。這是中國學生第一次請願運動，為五四運動的前奏。
五四愛國運動是由山東問題直接引起的。1897年德國強佔我膠州灣，辟青島(初稱膠澳)為商埠。1914年歐戰開始，日本乘機佔領青島，企圖獨吞中國。袁世凱想在日本支持下當皇帝，接受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並將修築高徐、順濟兩鐵路的權利讓給日本。
1918年歐戰結束後，各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作為參戰的戰勝國，要求廢除對德條約，收回青島和山東主權。但日本與各帝國主義國家勾結，要把德國強佔山東的權益讓與日本繼承。那時的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妥協退讓，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因而在1919年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
北京學生原定于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示威遊行。5月2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100余人開會。他講述了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犧牲中國主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我參加了這次會，聽了他的講話，心情非常激動。5月3日晚上，學生會在法科大禮堂舉行了1000多人的大會，也有外校學生代表參加，決定提前于5月4日(星期日)舉行遊行示威。第二天上午又經各校代表在法政專科學校商議了遊行步驟。下午，北京13所大專學校學生、教師及其他群眾不下5000人，齊集天安門前。我和同學們走在遊行隊伍行列中，高舉“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旗幟，群情激昂。隊伍浩浩蕩蕩地向東交民巷使館界進發，準備向各國使館抗議示威，沿途並散發傳單，高呼口號。遊行隊伍走到東交民巷西口，受到外國兵的阻攔，乃派代表向各國使館遞交《說帖》。隊伍折向外交部，又轉往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到達曹宅時，大門緊閉。一位高個子同學在學生人梯支撐下爬過墻，跳進院內，打開了大門，群眾一擁進入。我衝進院裏時，抬頭看到大廳前沿挂著“大總統頒”字樣的橫匾一方，匾上題的什麼字，我沒顧得看。進入廳堂，看到鋪陳非常豪奢，更增添了心中的憤怒。群眾在極度憤怒下，衝破軍警防衛，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放火燒了曹宅。起火時我就跟多數學生一道，跑出曹宅，回到學校。在段祺瑞政府警察總監吳炳湘的指揮下，軍警逮捕了還沒走散的學生30余人，其中有北大的易克嶷、許德珩、楊振聲等。
由于遊行學生被捕，又展開了罷課鬥爭。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址設在馬神廟北京大學第二院。這個組織在此後的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時的學生運動，北大站在最前列，北京和全國的學校都唯北大馬首是瞻，所以有一個口號：“罷不罷，看北大。”
6月3日，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大舉逮捕學生，關押在北大文、理、法三院，這就更加激起廣大群眾的憤怒，引起了更大規模的罷課。
北京學生示威消息很快傳遍全國，天津學生首先響應，接著南京、上海、武漢、浙江、山西、湖南、福建、兩廣等處學生，也都紛紛起來響應。6月3日，上海各界舉行民眾大會，號召全國罷工罷市來援助學生。這樣，五四運動就從知識分子的范圍，擴大到工商各界，形成了全國規模的空前廣泛的群眾運動高潮，猶如烈火燎原，不可遏止。
至此，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被迫不得不釋放全部被捕學生，下令免去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職務，並去電巴黎，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拒絕簽字。五四愛國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五四運動時，我出于愛國熱情，特別由于我是山東人，五四運動直接由山東問題引起，所以我曾積極地參加了遊行、宣傳等活動。在運動前後寫過九篇文章，分別刊登在《新青年》、《新文學》、《新潮》等刊物上。現在還能記起的：在《新青年》上我寫的是《金錢的崇拜》，在《新潮》上我寫的是《如何思維？》，在《新文學》上我寫過一篇《新唯實主義》。
在當時，我對于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和影響，還沒有清醒的認識。1919年冬我留學美國，11月間到芝加哥大學報到注冊。該大學教務處的員工知道我是中國北京大學來的，都大吃一驚。他們說：“北京大學校長是國民黨人，推倒清朝專制王朝，現在又打傷了北京政府的三個部長，真是了不起。”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當時的美國文化界有很高的威信。那時一般人在中國出版一本書，版稅每元抽一角五分，獨蔡元培的著作，每元抽版稅三角，因為他的著作一出版，外國人馬上就會翻譯過去。芝加哥大學一位教“比較政治”課的教授查理·茉利安有一次對我說：“美國人沒有你們中國水平高。在美國雖有一些重大的罷工運動，但都是經濟性的，為了自己加一點工資，不問國家，不問政治。中國人的知識、生活水平雖低，但為的是國家、民族。如五四，北京大學一些為數不多的人，居然能號召全國，推倒政府，奪回土地，是我們美國遠遠不及的。”五四運動在美國反應的強烈，在國內是體會不到的。
1921年冬，我在法國留學。1922年太平洋九國會議討論中國與日本的問題時，要中國與日本在會外單獨協商，中國與日本各派代表七人。國內打電報叫我代表山東學生，力爭不準中、日會外單獨協商，要由大會通過。我和段錫朋、童冠賢、羅家倫、吳之椿等在華盛頓參加了中國留學生向中國出席九國會議的代表團的請願遊行。學生們堵住中國公使館的門口。我向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施肇基及代表顧維鈞等說：“你不答應我們的要求，今天就不許你出這個門。”施肇基說：“你來參加當一個代表好不好？”我當時一只手插入衣袋，美國警探疑心我要掏武器，就立即把我包圍起來。施肇基對警探說：“這是我們自己的事，你們散開吧。”
我在歐美留學七年，1926年回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二年。當時魯迅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兼文學係主任。傅斯年任哲學係主任兼文科主任。我代理經濟學係主任兼圖書館館長，經常出席由魯迅主持的教務會議。1927年夏，中山大學的領導權已被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朱家驊等竊奪。作為五四運動開始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先生在中山大學同國民黨右派勢力的代表朱家驊、傅斯年等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那時，魯迅支持中山大學學生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開展學習馬列主義的活動。但朱家驊對學生組織這樣的學習活動採取抵制態度，為此事曾有過一場辯論。魯迅在教務會議上講話說：“我是主張學生要有研究自由、活動自由、組織自由的，這是北京大學五四運動的傳統。”魯迅的意思是說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火燒趙家樓，提倡科學和民主；當時北大有《新青年》、《新潮》派，也有《國故》、《學衡》派，學術空氣很濃，學生運動活躍，難道我們現在辦中山大學還不如那時的北京大學麼？現在是國共合作時期，還要中大倒退十幾年嗎？朱家驊卻說：現在國共合作，和那時候不同，那時是反對北洋軍閥，現在的教育就要有領導地進行。魯迅反駁說：我們按照三大政策辦教育，又和三大政策有什麼衝突呢？五四時代的學生活動是反對北洋軍閥，現在學生的進步活動，則防止新的封建統治。三大政策就是防備軍閥統治的再起。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4月15日廣州國民黨反動當局抓走了好幾百中山大學學生。魯迅在當天下午召開了緊急會議，朱家驊知道後也參加了，校長戴季陶沒有參加。到會的不一定是主任，也有教授。我參加了這個會。魯迅坐在主席座位上，朱家驊坐在魯迅的正對面。魯迅說：“學生被抓走了，學校有責任，校長不出來，現在我來召開會，請大家來說話，我們應當是學生的家長，要對學生負責，希望學校出面擔保他們出來。”朱家驊說：“關于學生被捕，這是政府的事，我們不要對立。”魯迅駁斥說：“五四運動時，學生被抓走，我們營救學生，甚至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罷工罷市。那時朱家驊、傅斯年、何思源都參加過，我們都是五四運動時候的人，現在成百成千個學生被抓走，我們又為什麼不營救他們呢？”朱家驊強詞奪理地說：“那時候是反對北洋軍閥。”魯迅堅決地說：“現在根據三大政策的活動，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統治。”在那樣情形下，公開支持魯迅的人不多，會議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魯迅有辦好中山大學的願望，並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形勢突變，他的願望不能實現，就決定辭職了。
1928年，我回到山東任省教育廳長。1929年，正是五四運動十周年的時候，發生了省立第二師范公演《子見南子》話劇的事件。第二師范所在地曲阜，是孔丘的家鄉，有孔林和“衍聖公府”。孔氏家族在當地勢力很大。第二師范于這年6月排演了魯迅主編的《奔流》月刊上刊載的林語堂所編話劇《子見南子》，引起軒然大波。孔氏家族認為是褻瀆了他們的“宗祖”，向南京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控告第二師范校長宋還吾。國民黨教育部派參事朱葆勤來山東查辦。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為維護其封建法西斯統治，尊崇孔丘，明令規定每年孔丘誕辰要舉行紀念。那時，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極右分子張繼陪同帝國主義分子、日本前首相犬養毅到曲阜參觀，受到孔府的隆重款待和珍貴饋贈，他們也給孔府撐腰打氣。這時適逢孔祥熙陪同蔣介石路過濟南，孔叫嚷“要嚴辦公演《子見南子》事件”，因此這一事件特別復雜，很難處理。那時蔡元培當國民黨的監察院長，我請他到青島商議此事。他同教育部長蔣夢麟來到青島。蔡先生對我說：“鬥爭一時還完不了。”蔡先生反對讓孔府勢力過大，就非正式地對孔府進行批評，定下調子，並在上面大力周旋。在他的支持下，這一案件，以“‘查無實據”而了案。第二師范校長宋還吾調任教育廳督學，後任高中校長。魯迅曾將此案始末輯人《集外集》中。當時中國革命正處在低潮階段，《子見南子》事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反動勢力對五四革命精神的反撲。
1948年，我當國民黨北平市長時，曾到趙家樓去看了一下，原來的曹宅已成為一塊空地，尚未蓋房。回憶五四時的情景，我的感情是復雜的。當時，北平的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遊行示威。我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到學生運動的對立面了。許多小報的記者問我作何感想，我說：“我當學生時曾參加過三次遊行示威運動。學生運動是青年人的事，我現在年紀大了遊不動了，但是不要怕學生遊行。學生們的熱情發揮出來了，回家吃飯，就自然平息了。”從那時起，我已覺悟，我的前半生彎路不應再走下去了，決定辭職不幹。1948年冬，我參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運動。解放後我在共產黨的教育和指導下，才真正給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曾對臺灣廣播14次；經中國新聞社向國外發稿約4萬字；編中法字典、編德語文法400頁；出版了《天文學與天體照像學》(從俄文版譯的)、《卡爾·馬克思》(譯自德文青年讀物)、《保羅·郎之萬》(譯自德文本)、《西藏紀行》等譯著。共寫、譯文章48篇。（完）(1979年5月
尚傳道筆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