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慶余
何宗蓮在北洋軍中的資歷，與段祺瑞、曹錕等相當，與袁世凱至交，被民初張宗昌、韓復榘等山東軍政當權者呼為“大帥”———
何宗蓮在北洋軍中的資歷，與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王佔元等相當，與袁世凱至交。被民初靳雲鵬、張懷芝、張宗昌、陳調元、韓復榘等在山東的軍政當權者，呼為“大帥”。
1933年3月21日，南京國民政府明令褒獎何宗蓮，並批準在濟南建立何宗蓮紀念碑。碑上鐫刻著“何公春江紀念碑”字樣、何的畫像、國民政府的褒獎令及當時的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撰稿、清末翰林院編修民國北京參議院議員莊陔蘭敬書的何公傳略。1934年8月1日，紀念碑在濟南商埠中山公園落成，各界數百人冒雨參加了紀念碑揭幕式。去年11月22日，筆者拜訪了何家後人80歲的何振江老先生。據他講，1934年在平陰縣老城建造了和濟南一樣內容的四方畫像碑，約高8米，寬1.8米，上有帽，下有座，碑身分別鑲在四面龕內，但此碑“文革”中被毀。
與袁世凱攀親結貴
何宗蓮，字春江，山東省平陰縣平陰鎮南門村人。家有薄田十余畝，父母早亡，因家庭困難，生活所迫，于1880年投奔清朝淮軍統領吳長慶部當兵。他忠誠老實，不怕吃苦，專心習武，得到吳長慶的賞識，跟隨他駐防煙臺、威海、龍口。時值22歲在吳長慶部擔任營務處總辦的袁世凱視察軍務，見其他部均有縱兵擾民事件，惟何宗蓮駐地士兵能把守軍紀，無大事故，由此引起袁世凱的關注。1882年袁、何隨淮軍吳長慶去朝鮮平亂，吳班師回原防地，而袁世凱率3000人留駐朝鮮借資鎮壓，何宗蓮亦被留用，何逐漸成為袁世凱的心腹之人。
1895年袁世凱接管“定武軍”學堂，在天津小站練兵，倣照德國軍隊的建制，編制新建陸軍。此時，何宗蓮入學堂習武，畢業後立即被提拔為左翼步兵前隊領官，後升營管帶、標統。在此期間，何宗蓮的侄子何鋒鈺前來小站求職，正好袁世凱有事來到何的營房，即往查看敘舊，何正愁無法安置其侄，見袁來大喜，即叫何鋒鈺拜見，不料袁一見何鋒鈺大為賞識，說：“這小子長得又魁偉，心眼又多，是個官胚子，就認我幹爹吧。”何鋒鈺即跪下磕頭，口稱義父。這樣一來何宗蓮與袁世凱的關係就更近了。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何宗蓮仍任大總統侍從武官。1918年2月，被任命為弼威將軍。不久，何宗蓮目睹軍閥割據，相互殘殺，京都一片混亂，遂借詞回山東平陰掃墓，連同家眷遷回濟南，從此引退，不再過問軍政事務。
滿腔熱情 創辦實業
辛亥革命以後，南京臨時政府曾頒布了一係列振興實業的法令、布告，施出各種實業救國計劃；北洋政府也先後採取了一些措施，刺激人們投資和開辦實業的興趣和熱情，許多在職官吏和擁有一定資金的商人或士紳紛紛響應號召，積極與工商界合作或獨資興辦企業，掀起了創辦實業的熱潮，此時退出官場的北洋將軍何宗蓮也受到影響。
何宗蓮定居濟南後，為頤養天年，在依山傍水、幽靜偏僻的地方修築了“頤園”府邸。並在平陰縣城南門村修建了何公館，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後來，他見很多官吏和有錢的人都興辦實業，自己再也坐不住了，決心投身于實業，既為社會作出貢獻，又為自己積累資本。1917年，山東督軍馬良出資7萬元買下因虧損而被迫停業的濼源造紙廠，開機僅一年半，又因經營困難，以“無意營業”為由急于拍賣。于是，何宗蓮清理自己歷年的積蓄，連同袁世凱賜與的5萬元，及其他貴友饋贈的現金10多萬元，共計35萬元買下濼園造紙廠，後更名為山東華興造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興公司)，何宗蓮任董事長。于1919年4月正式開機生產，時有從事生產的工人約百余人。7月，濟南掀起抵制日貨運動，致使該廠產品暢銷，當月就盈利萬余元。其後幾年間，華興公司主要生產連史紙、包裝紙、書皮紙等，平均年產量530噸左右，主要銷往山東、河北、山西、東北等地區，年產值為大洋20余萬元。上世紀20年代中期，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勢力與日俱增，日貨充斥市場，民族工業無力與之抗衡。至1930年，華興公司累計虧損達12.5萬元。“九一八”事變後，抵制日貨運動再次席卷濟南，華興公司的經營才稍有回升。1950年，國家在華興公司的基礎上成立了山東造紙總廠。另外，何宗蓮還與湖北督軍王佔元在濟南西關東流水開辦豐年面粉廠，資本10萬元，後擴大到100萬元，可以生產出4種規格的面粉。
樂善好施 賑災救民
或者是有幼年苦難經歷的銘記，或者是因為受嚴酷社會現實的刺激，何宗蓮始終熱情投入賑災救民的慈善事業。
1920年春夏，直魯豫等省大旱，山東西北部旱情尤重。何宗蓮“不忍斯民之罹于厄”，乃邀名紳呂海寰、張英麟等，發起組織山東災賑公會，募捐賑災。9月，山東災賑公會正式成立，呂海寰被推舉為會長，何宗蓮、張英麟被推舉為副會長。災賑公會成立不久，呂海寰又被推舉為直魯豫義賑聯合會會長，山東本省的具體賑災工作多由何宗蓮等負責。至11月上旬，公會共募得賑災款13.6萬元，而向災區發放第一次急賑，卻散發賑款16.8萬元，不足之數先借墊支付。
災民最急需的是糧食，賑款需要購買成糧食發放到災民手中。1921年1月，山東災賑公會派人攜續募的20萬元賑款，到奉天購買了紅糧，但鐵路無車運輸，到3月份才運來山東千余噸。此時正值青黃不接的季節，災民急需賑糧度日。為了使這批紅糧盡早運來山東，何宗蓮呈請田中玉致電北京國務院及控制京奉、津浦兩鐵路的曹錕、張作霖，請他們分電各路局迅即撥車運輸。但北京政府關于此次賑災糧免稅及車價減免的規定均限至1921年3月底止。按此規定，山東災賑公會在奉天所購紅糧運回山東，勢必要交納糧稅和車價，這將增加賑糧的成本，使賑災工作更加困難。為此，山東災賑公會經過直魯豫義賑聯合會呈文北京政府，強調：“多費一文即少活一命”。由于何宗蓮帶領災賑公會同仁積極進行募捐、調查、採購、發放等工作，1920年山東省嚴重旱災得到了一定的救濟。
1926年春夏，山東再次遭受嚴重的旱災。決定成立，何宗蓮又被推定為山東災民救濟會會長。他帶頭捐款大洋1000元。何宗蓮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響將募捐的重點放在各省督軍、軍長、師長等高級將領那裏，他分別致信向他們介紹山東受災慘狀，勸他們募捐。這一做法收到較好的效果，各省軍政長官陸續匯來捐款。到7月中旬，山東災民救濟會已收各省軍政長官捐款捐糧者主要有：吳佩孚大洋10萬元，張作霖紅糧10萬石，齊燮元、張學良、禇玉璞各大洋5萬元，孫傳芳紅糧9000包。
1928年5月，日軍佔領濟南，濟南城內總商會等民間團體建議成立了濟南臨時治安維持會，何宗蓮被推舉為會長。在擔任濟南臨時治安維持會會長期間，何宗蓮主持制定了該會章程，規定該會“以維持地方治安為宗旨”，以“讚同政府協同各團體維持地方秩序、市面安寧、中外人士生命財產”，“保衛領土，維持交通”，“營救難民及僑民出險”等為義務。依據章程的規定，積極與日方交涉，要求其釋放所拘捕的中國軍民，歸還掠去的中國物資，募集散放款項和糧食，救濟日軍侵略暴行造成的大批難民。6月中旬至下旬，濟南臨時治安維持會與日軍進行多次交涉，使被拘捕的北伐軍南方籍者918人和北方籍者百余人先後獲得釋放。7月15日，日本古董商與臨淄縣龍池地方的劣紳勾結，盜買六朝時期的古石佛兩尊、成化碑一座及殘碑一方，偷運至淄河車站，企圖經膠濟鐵路至青島出境。濟南臨時治安維持會多次與日本駐濟南領事交涉，予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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