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輝 王汝輝 王年剛
前不久，山東省文登市隆重舉行《文登進士》首發式。這本書共收錄文登籍進士102人，以及在文登任職的進士60人。在1300多年的科考歷程中，一個縣出現100多名進士，是不多見的。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來到今文登一帶，召集文人學士登城東山吟詩作賦；公元568年這裏設縣，便取“文士登山”之意得名“文登”。在悠遠的歷史長河中，文登崇文重教之風日漸盛行，累代不衰，經千余年積淀，匯聚而成“文登學”，並傳承至今。
伴隨著“文登學”的興起，文登人文薈萃，才賢輩出，聲聞天下。自唐代以來，有據可查考中進士的就有102人，尤其是明清兩代，文登共有66人榮登進士榜，是同期全國各縣平均數的2.3倍，其中8人入翰林，5人任巡撫、尚書，4人正史有傳，數十人國史留名。百名進士，正是千年“文登學”的歷史見證人。
父子同榜、兄弟聯鑣書寫科考佳話
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明清兩代每科一般取進士200至400名之間，多則平均每科四五個縣取一名，少則八九個縣取一名，而文登一科中兩名以上的達8科。清順治十二年，創造了一科七進士、于氏父子同榜、劉氏兄弟聯鑣的科考佳話，使“文登學”譽滿京城，揚名全國。
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又逢天下大比之年，文登十幾名舉人一同赴京會試。三場結束，會試發榜，共取進士350人，文登舉子中會試者7人。殿試後，劉炘名列二甲七十一名進士，其叔弟劉煇僅在其下，列二甲七十二名，于鵬翰列三甲第九十七名，于漣列二甲第五十三名，于可讬列三甲第四十五名，李曰桂列三甲第八十五名，叢大為列三甲第一百零六名，其中劉炘、劉煇兄弟同榜，于鵬翰、于漣父子同榜，轟動京師朝野，主考官、副考官等為之驚嘆不已。發榜後，文登七進士披紅挂花，拜訪主考、副考、同考等，又一起參加皇帝舉行的最高等級的宴會——
瓊林宴。所到之處，人人嘖舌，爭相傳頌文登一榜七進士的奇跡，無不盛讚文登學的美譽。
據考，于鵬翰為文登大水泊村人，其兄于鵬翀，順治九年（1652年）中進士，加上兒子于漣，一門三進士，文登只此一家。同村的于可讬與于鵬翰、于漣父子同族，論輩分是孫輩，祖孫三代三名進士，于氏家族名振膠東。一縣一科七人同時金榜題名，並且一門連連中舉，這在科舉時代是十分罕見的，文登人的崇文重教、勤奮好學由此也可見一斑。
忠直之臣叢蘭
翻開《明史·列傳》，叢蘭的名字赫然在目。作為正史中有傳的4名文登籍進士之一，他官至明朝南京工部尚書，贈柱國太子少保，是文登歷史上官職最高的大臣。叢蘭生在明代中葉，當時政治腐敗，內憂外患迭起。從政30余年，剛正不阿，勇鬥邪惡，以直言善疏、敢斥權姦聞名。共上疏諫300余篇，其中110篇輯為《豐山奏議》6卷。
叢蘭（1456年-1523年），字廷秀，號豐山，文登縣城關人。自幼聰敏好學，經、史、兵、醫、數等無不探討。無處買書，手自抄錄，往往夜誦達旦。明弘治三年（1490年），34歲的叢蘭中進士，登進士榜列三甲第三十八名，出任戶科給事中，雖然這是一個七品的官職，但其職責是直接向皇帝進諫，位置十分重要。他多次上書要朝廷惜人才，慎舉措，愛人民，安邊陲。他在這個職位上10多年，遇事必疏，剛直不阿。正德五年(1510年)，面對當時一手遮天的太監劉瑾貪賄不法，催逼賦稅，威逼冤獄，已升任右通政的叢蘭不畏強勢，把生死置于度外，毅然上書彈劾，數月後，劉瑾的所有罪行終于被徹底查辦。叢蘭的剛毅再次得到朝廷的賞識，並隨即升任為三品大員通政使，位列九卿，專理各地奏章，通達天下民情。
正德九年，叢蘭升任右都禦史，總制宣化，大同和山西偏頭，寧武，雁門等關隘軍務。文官改為武官，總督三邊，叢蘭曾三辭推脫沒有被批準，他到邊境後加強防禦，守住要害，同時選派將士刺探敵情，相機出戰，曾傷敵酋小王子右臂，使軍心大振，一時三邊靖安朝野稱頌。他在鎮守三關期間，突然增多的明軍使三關水源出現短缺，叢蘭領人登高尋找水源。他發現一處洼地，指地令軍士掘地三尺，突起的水如泉涌，一時邊軍奔走相告，解決了邊民用水之苦，後人將這座泉命名為“叢泉”。他指揮的一場戰役，也被載入中國百戰經典。在叢蘭戍邊的數年間，蒙軍不敢侵犯，聞叢蘭之名而喪膽，為大明王朝換來了短暫數年的安定。叢蘭自邊塞還朝，禮部設千羊宴慶功。
嘉靖元年（1522年），叢蘭獲準告老還鄉，被賜建“優老堂”安度晚年。據說叢蘭有個遺訓，告誡子孫只準讀書，不能做官，並在城南辟學堂教族中弟子讀書，取“書中自有萬石粟”之意取名“萬石山”，叢蘭之孫叢叔謨是明代著名學者和書法家，曾手書“萬石山”三字。叢蘭當年建“優老堂”的附近子孫繁衍，成為村落，就是現文登北宮村。
“一代完人”徐士林
提到文登進士，就不能不提徐士林。他27歲中舉，29歲中進士，官至江蘇巡撫，曾為乾隆皇帝講學，被乾隆稱為“卓然一代之完人”。徐士林恪盡職守，忙于公事往往廢寢忘食。擔任江蘇按察使時，徐士林常常通宵達旦忙于公務。深夜，徐士林掌一盞油燈，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弗輟”。有一個冬天的夜晚，他身穿脫了毛的舊皮襖，難以禦寒，霜與涕俱”。同僚包括見狀，給他披上貂皮袍。他覺得身上暖和了，並未抬頭，家童耳語告知是包大人給他披上的衣物，他一愣，謝過，論公事揮灑如初”。有一次，他聽訴訟時間太長，餓極了，仆人端來粽子。他邊吃邊判，筆和筷子交互使用。少頃，胡須、面頰都紅了。原來，他把朱紅誤作飴糖吃了還未覺察。他深知“封疆重任，江蘇要區，事無巨細，皆關國計民生”，直至病甚重，神思恍惚，如在雲霧”時，猶“不敢一刻偷安”。
徐士林精于斷案，史稱“治獄如神”。任刑部職時，有兩人在塞外伐木，其中乙被樹木砸死，主管衙門已審結此案。三個月後，乙的弟弟以謀殺罪控告甲，甲聞訊逃跑。徐士林認真分析案情，說：當場死者的妻子和孩子沒有提出疑問，為何三個月後局外人卻挑起官司呀？甲逃跑是怕受連累，而不是有罪。”甲得知主審官如此說，就回來了。經審訊，果然是誣陷。他任知府、按察使、巡撫期間，明察詳審，判明很多疑案、大案，糾正了一些冤案、錯案，深得民心。2001年，齊魯書社出版了《徐公讞詞——
—清代名吏徐士林判案手記》一書，這些案例反映了徐士林辦案的求實精神和審慎態度。
徐士林直言不阿，立身端方。乾隆四年，徐士林進京述職，皇帝召見，問他：經山東、直隸，看小麥長勢如何？”徐士林並未報喜不報憂，如實告知：大旱麥枯！”帝又問：若下雨如何？”答：現在下雨也無濟于事了。”江南織造海保因罪入獄，五月天還穿著狐皮襖。徐士林送葛衣，遇到“大府”答呵斥。徐士林說，“他罪雖重，按法律五月不衣裘也。倘以我為嫌，請彈劾。”
乾隆六年（1741年），徐士林在回故鄉途中行至淮安病逝，終年57歲。乾隆帝聞知，悲痛不已，命祀于京師“賢良祠”，與開國元勳和輔佐重臣同等待遇，這是清朝任巡撫職務之人死後進“賢良祠”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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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之鄉
□彭輝
文登素有“文登學”的美譽，春秋時期就被稱為“文士之鄉”。早在秦漢時期，這裏崇文重教之風就日漸盛行。秦始皇東巡于此“文山召士”，漢代大儒鄭玄在此開壇講學，“學徒相隨已百千人”，“士好經術、民崇禮讓”的記載遍見典籍志書。公元568年（北齊天統四年）文登置縣後，崇文好學之風更加興盛，累代不衰，“重教化、修學宮”，“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為“文登學”的興起與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隋代開始，廢除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制”，創立科舉制度，設立進士科，歷代沿襲，止于清末。科舉興，好學之風更盛。文登學子勤奮上進，博學多才，屢登金榜，傑才俊士不斷涌現，“文登學”美譽不徑而走，聲名遠播。
據考，“文登學”的盛名源自省一級鄉試。明朝景泰年間開始按省定額取舉人，山東定額自45名起，累朝迭加至90名。按縣平均，多則每縣每科取1名舉人，少則兩縣才取1名。而文登在鄉試中，一科取2名舉人的有22科，取3名的11科，取4名的7科，取5名的5科，“文登學”之名遂在山東叫響。在全國性的會試、殿試中，文登學子孜孜以求，積極應考，一科中兩名以上的達8科，僅明清兩代就有66人榮登進士榜，是全國各縣平均數的2.3倍，其中不乏父子同榜、兄弟聯鑣的典型。“文登學”因此享譽全國。
文登多文士，“文登學”久負盛名。在1300多年的科舉考試中，文登共有多少人中進士難以全知，有據可查的102名進士中，唐朝1人，宋朝3人，金朝26人，元朝6人，明朝16人，清朝50人。另據查證，元至清末，文登考中舉人者187人；明清兩代，文登共有貢生660人。清代縣人呂湛恩所著《聊齋志異輯注》、畢亨的《孫子敘錄》，至今是研究《聊齋》與《孫子》的必讀之作。雖因史料所限不盡全貌，但這麼多文登學人已足證“文登學”之輝煌。
歷代文登人民發揚崇文好學之風，累代不衰，終致儒學肇興，科舉頗盛，孕育出“東魯學風”。宋元豐八年蘇東坡被任命為登州（今文登）太守，他在此任上只做了5天。盡管如此，大詩人在目睹文登民眾勤奮好學風尚後，不由得發出“至今魯東遺風在，十萬人家讀書聲”的讚嘆。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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