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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簡介：
王獻唐(1896∼1960)，中國現代金石學家、考古學家。原名琯，號風笙，以字行。其父王廷霖是當地名醫，酷愛金石文字之學，王獻唐自幼受到熏陶。
王獻唐早年畢業于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土木工程係及禮賢書院文科。1917年應天津《正義報》之請赴天津，為該報翻譯德文小說。1918年至濟南，任《山東日報》和《商務日報》編輯。1922年底，中國政府收回被德國佔領的青島，王獻唐作為接收代表到青島參加接收工作，並留任膠澳督辦公署幫辦秘書，次年任財政局股長。1924年，與青島禮賢書院蘇保志（德國人）等發起成立了“中德學社”，以研究文學、哲學為目的，主要翻譯中、德兩國文藝、哲學作品。是年夏，王獻唐著《公孫龍子懸解》一書。1929年起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兼山東通志局籌備主任、齊魯大學講師，創建山東省圖書館協會，創辦《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蜚聲國內。還參與山東古跡研究會的組織領導工作，積極促成城子崖、兩城鎮、安上村的田野考古發掘及山東西南部和東南沿海地區的考古調查，自始至終參與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後，為免遭侵華日軍的劫掠，親自將山東省圖書館的珍貴文物古籍輾轉運往四川樂山，使一大批齊魯文萃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當時任中央國史館副總纂修、國史館籌備委員會顧問。1948年返魯，復任省立圖書館館長，兼國史館纂修。1949年後，任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故宮博物院銅器研究員。1960年11月病逝于濟南。後葬于青島，位于康有為墓東側。
王獻唐精研圖書館學，長于音韻、金石、版本、目錄之學，詩、書、畫、印，造詣亦深。主要著作有《長安獲古編校補》、《古代貨幣甄微》、《五鐙精舍印話》（又名《缽印典錄》）、《炎黃氏族文化考》、《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山東古國考》等。編輯的書籍有《雙行精舍石文》、《兩漢印帚》、《齊魯陶文》、《百漢印齋叢編》、《寒金冷石文字》等。經後人輯錄的有《雙行精舍書跋集存》、《顧黃書寮雜錄》等。
                 
 人物故事：
一代國學宗師
王獻唐
他是一代國學宗師，一生涉獵歷史、考古、金石、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等多種學科領域，均卓有建樹；
他于詩、書、畫、印等傳統才藝亦功力深厚，可謂無學不涉，涉無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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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獻唐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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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郭沫若來濟南視察時，曾親自登門去拜訪他，並當面尊稱這位比自己小十幾歲的齊魯學人為“王獻老”。
他為搶救山東地方文獻不遺余力，奠定了山東省立圖書館在全國的領先地位，抗戰期間自籌運費親自押運十余巨箱館藏精品至四川樂山；
他嗜書如命，一生收藏無數，然于生前身後卻將大部珍品捐給了國家……
·幼喜聚書 壯而彌篤頻年四方 隨在搜集
王獻唐先生從幼年時起，就與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一貫視讀書、聚書為人生的最大樂趣。他在１９３０年的一首詩中寫道：“幼喜聚書，壯而彌篤。頻年四方，隨在搜集。裒其所藏，約五萬冊。”表達了他在青少年時代喜愛讀書與藏書的執著之情。因為愛書，故書肆是他時常光顧的地方。如當時的濟南芳潤閣書肆，因累年收蓄頗有殘缺善本，他“時喜過從，翻檢其架上之叢殘，塵灰漬手如漆不顧也。”
他自稱“嗜書如命”，每得善本，就“欣然忘食，喜不成寐，愛不忍釋”。有一次，他從書肆中偶得一本汪氏刻《聲類四卷》（錢大昕撰），自言“如枯腸獲酒，歡喜無量”。因此書略有殘，當晚，便“篝燈重裝之，蚊聲如市不顧也”。
為廣羅圖書，他還常同肆人及朋友“以書易書”。有一次，他去表兄李枚生家，其表兄向他出示清陳婉俊輯、鹹豐六年燦花閣刻本、李肇 祥點《唐詩三百首補注四卷》，請為其題署。他見此版本“詞旨既精，書法亦妙”，心中甚是愛慕。于是，便不顧自己以往“書不強取”慣例，遂將此書“攫為己有，懷袖而歸，後以別書易之”。
他還常用舊報紙從“打鼓擔”處換書，雖時為賈人于秤上所坑騙，但卻從不計較，並常自得其樂。如有一次，一位姓呂的賈人，拿來三冊有正書局影印拓本，自言重二斤半。按時值，先生以四斤舊報紙易之，呂賈“大喜而去”。過了幾天，先生的侄子來看他，見到所換之書，用秤一過，只重一斤半。對此，先生不以為然，並于書跋中題曰：“俗雲吃虧人常在，余之常在必矣！亦大喜”。
王獻唐先生為搜集圖書，付出了巨大的財力，“薪俸所入幾盡耗于是”。有時甚至“典衣購書”。他只要見到珍、善本書，必“頃囊得之”而後快。
·搶救地方鄉賢著作保護祖國文化遺產
作為一個讀書人喜歡藏書，並不足為奇，但能終生不懈地為國家收藏，並以獻身精神保護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遺產，那就難能可貴了。王獻唐先生從１９２９年主持山東省立圖書館時起，就著意廣泛搜羅文物典籍，擴充館藏。他在給好友傅斯年的信中，曾談到其搜集計劃：“先求鄉賢著作，無論已刻、未刻，俾藏館中”。當時由于時局混亂，大量珍、善本典籍散失民間，亟待搶救和保護。為此，他“晝夜憂思”，千方百計，歷經磨難，搜集民間藏書。對搶救山東地方文獻，如濰縣陳氏齋藏品、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明清山東名家手澤等，尤其不遺余力。眾所周知，海源閣是當時最有名、珍藏宋、元善本最多的私家藏書樓。１９２９年，在流寇王金發、王冠軍洗劫聊城的匪亂中，海源閣藏書遭到嚴重損失，許多珍、善本圖書被焚毀或流散。為防止流失海外，王獻唐先生到處奔走，呼吁政府和有關部門，協助搶救劫後圖書。不久，省政府組成“海源閣藏書清查委員會”，並責請他帶領人員赴聊城，調查了解海源閣藏書遭劫情況。他還親臨“冷攤僻市”，揀其叢殘，並“時有所獲”。經王獻唐先生的不懈努力，原海源閣所藏如唐人寫本《冠子》、宋版《韋蘇州集》、元刊《韓昌黎集》、黃蕘圃手校《穆天子傳》、顧千裏校《說文係傳》等一大批珍、善本圖書，均于劫後得以收藏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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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青島的王獻唐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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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立圖書館經王獻唐先生的苦心經營，數年內藏書大富，由其任職前的６２，７７０冊，增至“七七”事變前的２１８，０００冊。其中善本書達３６，０００冊。該館一時蜚聲海內，成為當時僅次于北京圖書館的藏書大館。
“七七”事變後，華北危機。王獻唐先生為使館藏珍貴圖書文物免遭戰火焚毀和落于敵手，毅然決定將其轉移至大後方保存。他選取館藏珍、善本圖書及文物精品裝成１０余巨箱，自籌運費，只身率領編藏部主任屈萬裏和工人李義貴，別妻離子，輾轉萬裏，運至四川樂山，存入大佛寺天後宮中。在川期間，由于圖書館失去建制，經費來源斷絕，他就利用去大學兼課的收入，維持日常開銷。他們經常要躲避日軍的空襲，常年流離于崖洞佛寺，“雖衣食不繼而志守彌堅”。先生的住室命名為“那羅延室”，“那羅延”係梵語，為金剛堅牢之意，借以表達其矢志守護國家珍寶的堅定信念。
解放後，這批歷經磨難的文化瑰寶，終于完好無損地回到了它的故鄉濟南。
·讀書無以數計撰著千萬余言
從童年時起，王獻唐先生就養成了天天堅持讀書學習的習慣，一年四季，雷打不動。甚至在給他父親守孝之時也是手不釋卷。當有人對此不理解時，他說：“我要把悲痛化為讀書的動力”。他平時白天忙于工作，讀書、寫書只能在晚上進行，經常是通宵達旦。有時讀書讀到佳妙處時，竟“不知身在人世間也”，由此可見其顛倒陶醉于書海之態。凡他喜歡的書，總要反復研讀，如《庚子銷夏記》（八卷），他就先後讀過四遍。在外出遊覽時，他也從不放過讀書的機會。如一天午後，他一時興發去遊覽千佛山。當路過南門裏書肆時，便進去買了一本《孫文定公南遊記》。一路上，“風吹衣舉，且行且讀，既盡數十頁，已達寺中”。待登到山上石刻處，累得滿身大汗，剛于石邊坐下，便又“展此書讀之”。下山時乘車，在車中又“續續讀之”。回到住地時，一卷遊記“已翻閱竣事”。
王獻唐先生一生經見之書，無以數計。披閱之後，“偶有所見，隨筆錄卷首”。經他校勘題跋的書，有近千種之多。他的書跋，都是其讀書心得，沒有以往版本目錄著作所常見的簿錄氣味，而是面目一新，別具一格。考較嚴精，一絲不茍；文筆縱橫，妙語天然，堪稱學術與藝術完美結合的佳作。
王獻唐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僅專著就有６０余種，連同書跋、書序、論文、雜著及日記等，約有千萬余言。遺憾的是，在其生前，僅出版過《黃縣 器》一書，而先生的其余書稿，均未能得以付梓面世。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齊魯書社曾組織專家整理出版《王獻唐遺書》。到目前為止，已出版《中國古代貨幣通考》（上、下卷）、《山東古國考》、《炎黃氏族文化考》、《那羅延室稽古文字》等１４種，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反響。希望先生的其他書稿也能盡快得以整理出版，以滿足海內外學者的渴求。
王獻唐先生從小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王廷霖是清末庠生，師承當時著名學者許印林先生，是一位頗有成就的金石學家。先生謹遵祖訓，一生不求仕途功名，志心繼承家學。
１９２２年，中國從日本人手裏收回青島時，年僅２５歲的王獻唐，曾作為當時的接收代表被留在膠澳督辦公署任秘書。因他對從政不感興趣，就利用一切閒暇之時，從事自己所喜愛的國學研究，並繼他的處女作《公孫龍子懸解》（六卷）之後，又完成了《兩周古音表》（一冊）和《宵幽古音表》（六冊）等書稿。１９２８年，他因被懷疑有泄密之嫌，于是不辭而別，棄政從文。
他在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期間，正值館內百廢待興，雖然整日公務繁忙，但卻從未脫離他所喜愛的專業與學術研究。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他兼任山東古跡研究會委員與秘書，並與當時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等，共同領導和參加了著名的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以及其他重要遺址的調查，從而為山東的科學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礎。
在任文管會副主任期間，他置身體常年患病于不顧，一心致力于山東文博事業的建設。他經常勉力下鄉進行實地考察，甚至不畏艱險，數次徒步登上齊長城的雙雄山和鳳凰山等遺址。有一次入墓穴勘察，不小心碰折臂骨，但他仍忍痛堅持不下火線，直至完成勘察任務。１９５４年，山東省博物館成立，他親臨一線主持該館基本陳列的籌備工作，從陳列大綱、版面文字、乃至每一件展品的選定，他都親自把關與定稿。展覽開放後，受到各級領導和廣大觀眾的好評，該館也被文化部評為“紅旗館”，成為當時全國地志博物館的學習榜樣。
在生活方面，他非常艱苦樸素，衣食住行，從不講究。他喜歡喝茶，但從不喝好茶，平時只喝茶葉末。他身高１·８８米，常年穿一件灰色舊大褂，戴一頂土耳其帽。一生從不穿皮鞋，只穿布鞋。他因腳大難配鞋，平時習慣將鞋穿成“拖鞋”。有一次，他在魯故城遺址勘察，路上嫌鞋擠腳，便又重操“故技”，拖拉著鞋走路。但因路不平，鞋老是掉，于是，他索性將鞋脫掉用手提著，光著腳在野外完成了勘察任務。他的這段趣聞，曾一度在省直文化係統傳為佳話。
王獻唐先生為人真誠，性格爽朗樂觀，說話風趣幽默，甚至其文風也體現了他的這種性格特點，正如他的好友、已故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著名金石學家唐蘭先生回憶說：“先生常以長條粗黃紙作信箋，討論學問，剖析細微，見解新穎，而墨書清麗，文詞莊、諧並出，如其為人”。１９５８年，郭沫若先生來濟南視察時，曾親自登門去拜訪他，並當面尊稱“王獻老”。由此可見，他的為人及在學術界的影響是非同一般的。
王獻唐先生熱愛祖國的文化事業，不倦不悔，淡泊名利，無私奉公。自己一生所鐘愛與收藏的圖書文物，生前大部分捐給了國家。逝世後，其親屬又遵囑將其包括部分書稿在內的大宗珍品，再次捐給了國家。（常夫
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省博物館研究員）
制作：新華網山東頻道 責任編輯
呂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