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明超
欒調甫（１８８９－１９７２）蓬萊人。名延梅，以字行，號山東侉子，書齋曰“三經堂”。歷任齊魯大學教授，主持齊魯大學文學院和國學研究所；建國後任山東大學教授、山東省文史館館員。先生以研究墨學聞名于世，號稱當代四大墨師之一，同時又精于經學、文字學、金石學、版本目錄學、農學。在上世紀中前期與王獻唐、路大荒等共同高舉樸素求真的“齊魯學派”大旗，就學術成就與私人交往而言，可並稱為“山左三傑”。
早年的讀書經歷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日，欒調甫先生出生在父親供職的上海英租界三馬路“格致書室”。由于其父月薪僅１２元，無法供養９口之家，所以先生出生滿月後即被送回蓬萊老家。６歲時返滬，由其父授《三字經》，當年又讀完《百家姓》等，為啟蒙之始。１８９６年，寄居山東黃縣（龍口市）宋家瞳，入教會義塾，半工半讀。１８９８年又重入上海明強學堂。１８９９年，再歸故裏，入免費的郭氏英文義館，跟隨一賀先生學習“四書五經”與英文，使其具備了深厚的國學根底和較高的英文水平。這樣顛沛流離，反反復復，時輟時讀，所有蹦跳式的學習時間積累起來，也很短暫。
１９０２年，先生徹底輟學，被迫回到上海“格致書室”，做起了書店的小夥計。書店的生活反而能夠讓他廣為涉獵，沉下心來讀書，自學儒家經典。他又通過父親學習物理、化學等課程，從中汲取自然科學知識；後來又因為有較好的英語基礎，得以在上海翻譯英文工業書籍。這些經歷，使他雖然沒能接受正規教育，卻在無形中開闊了眼界，秉承了當時山左學人“承受樸學，融合西學”的普遍求學、治學道路。
在這一期間，先生手不釋卷，利用工作之余的點滴時間充實提高自己。因為用功極深，居然導致雙耳幾近失聰，又貧困交加，先後失妻夭女，自己也因營養不良和瘟疫九死一生。其學習的勤苦，由此可見一斑。
涉獵廣博的國學研究
欒調甫先生所為人津津樂道的主要學術收獲，就是他對墨學研究的巨大成就。在上海的學徒生涯中，先生就已經開始了獨立的墨學研究。其第一本學術著作是耗費了７年時光于１９１１年完成的《名經注》，當時先生僅有２３歲。後來他記述到：“此為余專治《墨經》之始，也是余注《墨經》之始。”但這本號稱“海內墨辯第一善本”的學術巨著卻並未能刊行，僅在小范圍內流傳。
１９２２年，梁啟超耗費了２０年精力完成的《墨經校釋》出版。先生閱讀之後，深感該書中的許多觀點“任意刪改蕩棄舊法，籍其（梁啟超）盛名，唱和成風，頗足為古書危……”。于是在濟南南關山水溝的茅屋之中撰寫了《讀梁任公墨經校釋》一文，發表在《哲學》雜志第七期上，立時取得了巨大的反響。甚至連梁啟超本人也不得不折服，親自拜訪並讚譽此文道：“即使不是絕後，也是空前。”遂虛心請教，一時成為學界佳話。
遺憾的是，先生秉承齊魯學人著述嚴謹、不求人知的學風，許多手稿都未能刊行，以至于王獻唐先生嘆道：“治墨四十年，發表太少，深以為憾！”
欒調甫先生的學術成就遠不止于墨學。他先後寫成過《論語講義》、《論語研究》、《釋夫子》等儒學專著。其文字學著作更達十余種，從基本的《文字學概論》到艱深的《說文解字補正》、《古今文字考釋》，文字學研究已經自成體係。
雖然先生研究金石版本之學的文章保存極少，但是金石版本學的一代宗師王獻唐先生卻屢屢求教于他。後來王獻唐南去巴蜀，在考校金石時因為沒有先生相助而感到遺憾，並賦詩道：“玄亭風雨憶侯生。”
此外，蒲學大師路大荒先生也被先生《聊齋志異刻本有幾種》一文所折服。
先生又開《齊民要術》研究之先河，後輯為《齊民要術考證》一書。該書為農學界所盛讚，先生也被稱為“《齊民要術》研究開創之人”，“賈學第一功臣。”
齊魯學人惺惺相惜
１９２０年，因為先生在上海翻譯英文圖書嚴謹，已經小有名氣，遂應齊魯大學博醫會之邀至濟南翻譯醫書。後來因為墨學之辯，先生聲名鵲起，雖然沒有正規的學歷，但先生卻為齊魯大學所重視，經中文係主任周幹庭推薦，與張默生同聘為中文係助教。
先生主講墨學、文字學、論語及名學和短章，受到學生們的極大歡迎與敬佩。１９２９年，齊魯大學改制，成立文學院，將原中文係改為國文係，先生為學生所公推，擔任國文係教授，年薪９６０元。
１９３０年，先生倡議設立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成立，先生擔任主任。這一職務，使其得以更全面地整理國故，搜集齊魯文獻。他主編《齊大東風》和《國學匯編》，在《齊大季刊》、《齊大心聲》和《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等雜志上發表諸多學術論文。其中先生主編的《國學匯編》學術價值最為突出，即便是在當時眾多的同類研究機構中也是首屈一指。
在齊魯大學期間，先生不僅教書育人，還能慧眼識金，發現和引薦了許多日後的學術大家。先是１９３０年初，老舍結束了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教職後，返回祖國。當年７月，接受齊魯大學的聘書，任國學研究所文學主任兼文學院文學教授。老舍為何不就近在北京找個大學任教，而要舍近求遠，離開老母和北京，遠來濟南呢？原來老舍到齊大之年，正是該校國學研究所成立之時。研究所的建立，了卻了欒調甫多年想培養高級國學研究人才的夙願，他在物色研究人員時，特地提出一個由名家、學者組成的名單，老舍先生就在這個名單中。于是時任齊大校長的林濟青先生，按照欒調甫先生的提議，去北京延攬了６位專家學者，老舍便因此成為了其中之一。二人後來關係密切，形影不離，蓋因于此。
１９３２年元月，後來的中國目錄校勘學宗師屈萬裏先生又結識欒調甫先生。先生深知屈萬裏讀書之勤、用功之深，加之其人曾擔任過魚臺縣圖書館館長，遂向王獻唐先生力薦此人入省圖，這才有了日後的“載書播遷”和一代大家。
欒調甫先生與王獻唐先生之學術及私人情誼，可用惺惺相惜來形容。王獻唐稱讚其著作：“稱心而言，不飾不衿，當代友人治學，樸實未有過調甫者也。”１９３０年，傅斯年致書王獻唐，商議編輯《山左先哲遺書》，王獻唐遂與欒調甫合作編輯，雖最終未能出版，卻為保存山東文獻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後來因日寇入侵，二人分隔南北，依舊鴻雁傳書互訴思念之情。欒調甫先生毅然拒絕了日偽的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之職，一度生活陷入困境，王獻唐先生得知後在四川積極為其謀職。所以先生說：我知道獻唐是記挂著我的。解放初期王獻唐先生貧困潦倒，欒調甫先生便邀請他至國學研究所做齊魯文獻的研究工作，以解燃眉之急。所謂患難真情，無過于此。
藏書萬卷著述等身
欒調甫先生業余時間經常與王獻唐、路大荒、張景栻等藏書家優遊濟南書肆，廣羅群籍。他到底有多少藏書，實在是難以計數。雖然因為戰亂漂泊，他的這些藏書多有流散，即便如此，至先生身後，還尚余萬卷之多。
先生藏購圖書，亦可用“書癡”來形容。１９４３年，先生正是貧困潦倒的時間，仍然堅持購書，他自己說道：“奪口腹之奉以購書求之，今世恐無幾人也。”濟南舜井街上友竹山房的店主呂川升，外號“呂狠子”，十分精明，無論欒調甫還是王獻唐先生，都被其沾過不少便宜。先生買其《顧虎頭畫烈女傳》，被呂川升敲了竹杠，卻說：“明知出價大，不得不忍痛出之。”
先生藏書，非想據為己有，而是始終考慮傳承的問題，希望能為後人所用，而不是存之居奇。所以後來他的剩余藏書最終還是全部捐獻給了山東省文史館和山東省圖書館，共計１０３０種，４７０５冊，其中頗多珍本善本。
先生在藏書之余，亦多題跋，學術價值很高。但這些書跋如今散佚各處，尚待整理。終先生一生，著作百萬余言，可惜多未正式發表。這主要是先生樸實求真的學風和不求人知的態度所決定的。
如今所能見到的先生著作，主要包括專著、墨學論文、文字學論文、題跋和其他零散論文文章七十余種。其中《墨學研究論文集》和《齊民要術考證》兩書，在建國後得以正式出版，代表了先生的學術水平。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這位世紀學人逝世，安葬在濟南英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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