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用自己的犧牲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中國的抗日戰場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開辟最早、結束最晚的戰場，是亞洲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主戰場，留下了數以千萬計的抗戰遺址。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不少專家向媒體發表談話：抗戰遺址中，大多屬于日軍侵略行為和野蠻暴行的見證。有的日久失修或多或少露出凋敝之態，有的遺址遭拆遷或擠佔命運，呼吁盡快加以修繕和保護。每當在網上有“抗戰遺址告急”的報道時，就出現許多帖子：
“消磨過去等于背叛歷史！”
“談化恥辱就是泯滅人性！”
“忘記過去的苦難必然招致未來的災禍！
“讓抗日遺址享受應有待遇！”
……
這是網民的呼聲，也是專家的心願。
731遺址是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戰遺址群，它不同于廣島原爆遺址，而且要比一個種族滅絕另一個種族的奧斯維辛大屠殺的性質更為兇殘，因為731部隊的罪行是以整個人類的未來為代價的。奧斯維辛遺址及廣島原爆遺址已經分別在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９６年申報世界遺產成功。接下來，731遺址申報成功是理所當然的，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731研究所所長金成民對731遺址申報世界遺產的目標是充滿信心、堅定不移的。他說， 731遺址是我國獨有的歷史文化資源，應該真正成為我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及世界反法西斯教育陣地。在取得了大量、鮮活的人證和物證之後，要保護好原址原貌，這是關鍵。遺址區內不過多綠化，更不彩化，遺址將給參觀者真實的感覺，體現蒼涼、淒慘的沉重氛圍。
遼寧境內３４處“萬人坑”遺址，這是侵略者殘害中國人的見證，不能讓其“自生自滅”，應該分別列入國家級或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對遺址內有價值的史料應該搶救性地制作一些圖片、光盤，珍貴遺骨可轉移陳列，都納入到這若幹處重點遺址保護。據報道，有關部門曾撥款用于館舍防漏和排水，但遺骨防腐因沒有資金始終沒做。
山西省左權縣在抗日戰爭時期譜寫了光輝篇章。麻田鎮更是有口皆碑，1937年11月，它成為華北第一個抗日根據地，隨之，八路軍總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150余個黨、政、軍首腦機關進駐麻田鎮一帶。這個太行小鎮，被譽為“小延安”。 如今，在麻田鎮及桐峪鄉的40余個村莊都分布著這樣的革命遺跡。據人民網報道，許多遺址因年久失修，墻倒屋塌，如不及時加以搶救性保護，將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上午，中國戰區侵華日軍簽降儀式在南京原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這是很有代表性的建築，可大禮堂垂垂老矣，目前尚未列入任何一級文物保護單位，因而不在文物法的保護范圍內。東南大學建築學院劉先覺教授認為，這在政治、歷史、建築藝術諸方面，都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應屬國寶級文物。據悉，目前正申報文物保護單位。
1937年“八百壯士”在那裏堅守的事跡早就寫進了中學的歷史課本。這不只是一個政黨、一個階級的精神，而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是人類在戰勝邪惡與殘酷之中所表現的義烈剛勇、威武不屈的精神，應該努力傳揚。但現在那裏已經變成了家具展示城，只有六層的一小部分是用來紀念抗戰歷史的，上海師范大學歷史學係主任蘇智良向《國際先驅導報》提到了上海的四行倉庫遭到擠佔的狀態。他說，這是極其讓人痛心的事情。
等等。
所以會出現諸如此類的情況，主要是對抗日戰爭遺址的保存上有種種認識差異或是糊涂觀念。
其一，“時短非文物”論。有的認為，古代的東西才是文物。言下之意，就是說，抗日戰爭遺址因為離現在時間比較近，不算文物了，因而價值就相對低了。其實不然。文物的價值不能以時間的長短而是對現實生活的意義來認定，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抗戰遺址和文物的意義相比較應該更大而不是更小。中國文物學會會長、著名的古建專家羅哲文先生對此作了評論，他說，文物的價值大小不在于的時間長短，而在于是否可以代表和反映這個時期的的歷史。有的人一提到文物，就想到古代的東西，這是錯誤的反應。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遺址離現在時間不太久，可聯合國把它列為“警世性世界文化遺產”，把它用來反省戰爭，更好地走向未來，認為此舉“永久地長期保留它們是當代人的責任，因為它們是人類的共同財產”。此言甚是。
奧斯威辛集中營位于波蘭南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法西斯在歐洲建立的最大的集中營之一，在1940年至1945年間，約有400萬人在這裏慘遭殺害，為使後人永世不忘這一段血腥的歷史，並使其永不再現，1947年7月2日，波蘭議會通過一項法案，宣布將把奧斯威辛集中營作為珍貴的歷史見證，把奧斯威辛集中營改為殉難者紀念館。但此後的半個世紀裏，波蘭經歷了一係列政治動蕩，這座集中營缺乏精心的保護和修繕。幾十年來，集中營的營房由于長期日曬雨淋，房梁已經枯朽不堪，隨時都有可能倒塌。波蘭政府費了巨資對其進行必要的修繕了。如今，這座昔日的死亡營壘保存完好，高高的電網依然環繞四周，黑漆漆的了望崗樓到處林立，給人一種陰森的感覺。步入集中營內，可以看到一排排陰暗的牢房，高聳的絞刑架，巨大的焚屍爐，當年的景象歷歷在目。
其二，“恥辱不值保留”論。有的認為，盡是遭受欺壓迫害的東西，這是一種恥辱，不值得保留，保留它，是民族的恥辱。此話不對。民族的歷史發展需要記錄，一種是記錄光榮的，一種是記錄恥辱的，這兩種記錄都可以激勵民族發奮圖強。奧斯威辛集中營曾有“棄”與“留”的激烈爭論。當遺址的房屋破損不堪，已成危樓快要坍塌之時，就冒出一種說法：任其自生自滅吧！這裏是恥辱之地，是被詛咒之處，用不著修繕。著名歷史學家羅伯特–佩爾特就是持這種看法，他認為，對于這個臭名昭著的二戰遺址，最好的管理辦法就是不去管它，因為“你無法想像當年所發生的一切，它超越了我們的想像力。就像猶太人說的那樣，它是''被詛咒的地方''，人們看了心裏會很不舒服，那就讓它塵封在歷史回憶中吧，沒有必要在現實中把它保留下來。如果有一天，它自己倒塌了，那就再好不過了。如果你想了解這段歷史，就去閱讀浩如煙海的史料文獻吧。”此種言論頃刻遭到眾人批駁。最後還是修繕如故。蘇智良認為，所有抗日戰爭的文物都承載著民族沉重的歷史，應該受到保護。如731部隊的遺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等等對國人是警醒，對日本人更是。
其三，“待經濟發展再說”論。有的認為，待經濟發展，有錢了再說。此話也不妥，這方面，過去，考慮不夠，沒有及時加以保留。現在重視加以維護修繕雖是晚了些，但還來得及。抗日戰爭勝利已過去６０年了，隨著時間的洗煉，大部分親歷者已經離世了，如今剩下的抗戰時期的遺民，也已是八九十歲的老人，許多悲慘壯烈的事跡已無人知曉，若不抓緊搶救整理，就會湮沒不傳。正由于此，蘇智良等《去大後方》攝制組和編寫組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採訪了一百多位遺民故老，此為智為義舉，實為可敬可彰！資金也是實際問題，但不能因此而困了手腳，貽誤大事，可量力而行，分期進行。政府撥款、民間集資相結合，大小遺址相兼顧。有些專家建議，考慮到抗戰文物和遺址比較分散的特點，可以就地先保護起來，不一定要集中入館。他們認為，一味建設抗戰博物館、紀念館投資大，效果也不一定就好，應該考慮到受眾的便利，集中化展覽不一定方便，再加上門票，很多人的興趣會大打折扣。于是建議“就地而設”，讓這些展品分布在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讓普通百姓更容易看到，這也是把愛國主義教育普遍、日常化的好方法。同時這樣也節省費用。再說有些東西是不能從純經濟的角度來對待的，但抗戰時期的文物的也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比如開發其旅遊價值等；南京醫科大學醫政學院孟國祥教授還特別指出，這也是開放的中國向世界展示的窗口，比如南京航空烈士陵園，就向人們勾勒出一幅中外人民聯合抗日的畫面；還有一些文物是國民政府時期所建立的，對它們的保護也體現了對民族的認同，從而也促進了兩岸關係的發展。
其四，“服從城建規劃”論。有的說，此地已列為城市建設或其他工程規劃了，非拆非鏟不可。此論對抗日遺址的破壞特別大。對于北大營最後的遺址被鏟平，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會副會長林治波向媒體表達了他的惋惜：沈陽北大營遺址，既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開始的證據，又見證了中國人民抗戰的第一槍，是具有雙重意義的歷史遺址。沈陽是“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地，很多人對沈陽的記憶也許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作為城市的特殊標記如果被毀掉，確實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林治波還說，一個城市不應盡是高樓大廈、立交橋……“千市一面”，應該有歷史縱深，否則就會顯得膚淺。在遵循法律規范的同時，城市開發應該有人文精神作為指導，建出城市的文化個性。用抗戰文物資源為城市注入個性不失為保護抗戰文物的一種良策。近來有識之士在議論“該如何建設城市”，我想，在安排城市建設的同時應該規劃文明建設，發揚民族精神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首項。遺址、圖片、實物，具有極強的教育效果，這一點，我們沒有充分利用，還不如人家。731罪證陳列館館長王鵬參觀波蘭奧斯威辛博物館之後，深有感觸地說，到奧斯威辛接受歷史教育，在波蘭已經形成了制度化、經常化，“相比之下，我們在利用遺跡、罪證進行歷史教育的方面還做得很不夠。”
抗日遺址目前處于尷尬境地的情況是不應該出現的，隨著越來越多的案例被輿論發現和披露，專家也在討論給這些遺址恢復其應有名分和地位的方案。不少媒體正在各自的陣地上徵集抗戰文物或是刊發抗戰歷史回憶文章，此舉，是保護抗日遺址的延伸，是一項搶救性的行動，功德無量，值得提倡。
（作者為高級編輯、原上海人民出版社總編輯）
東方網 作者:郭志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