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關于涉嫌貪污腐敗的案例屢見報端。比如，湖南郴州市紀委書記曾錦春因長期官煤勾結充當礦主保護神，在退休年齡之前一個月被“雙規”；又比如，26日新華社消息稱，去年全國共有1.1萬中共黨員因腐敗問題被開除黨籍……

    與此相呼應，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日前表示，在所有審計工作進行過程當中，自己沒有妥協過，“只要我們發現危害國家利益的、中飽私囊的、營私舞弊的，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妥協”，而支撐他的堅定信念，一個是法律，另一個就是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說：“對貪污腐敗的手軟，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對貪污腐敗者的手軟，就是對人民的犯罪。”此言不僅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其背後更說出一個道理：腐敗無疑是犯罪，而“國家機器”如果反腐不力，使蛀蟲未被懲罰、正義難得伸張、民怨難以平息，同樣也是一種犯罪。所謂反腐手軟之“罪”，從政治學上說，是政府對公民“授權”的辜負；從法律上說，則屬于行政不作為、乃至瀆職。更何況，在現實生活中，在老百姓看來，“政府”往往是作為一個整體形象存在的，任何“部位性”的疽爛和潰瘍，都可能直接給老百姓造成整體性的負面印象。因此，無論從何角度、從何立場，政府都必須有嚴查腐敗、嚴懲腐敗的義務和緊迫感。

    在湖南郴州曾錦春事件中，我們看到，曾錦春也並非天生就是貪官，他的加速腐敗，是始于擔任紀委書記後對財富的覬覦、對權力的玩弄。在這樣的心理驅使之下，再加上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一個貪官便很容易“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在郴州老百姓中流傳一種說法：只要給曾送錢，就能拿到他的批條，沒有辦不成的事。而除了“批條子”，曾錦春還大肆“發牌子”——在郴州，許多民營企業門口能看到一個“郴州市紀委民營企業重點保護單位”牌匾。凡是挂上這樣牌子的企業，其“經營環境”直接受紀委保護，公檢法都不得去“幹擾”。當然，這樣的牌匾也並非免費午餐——每年須向紀委交納40萬元。

    寥寥幾語，一個以權易財、目無法紀的“標本式”貪官形象躍然紙上。人們不禁質疑：曾錦春何以能飛揚跋扈而多年不倒？難道有關紀檢部門對其腐敗行為毫無察覺？這就要解釋筆者為何稱曾錦春為“標本”了。原來在郴州，曾錦春並非個案——此前，郴州官場新聞不斷：今年6月，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被“控制”；隨後，該市多個部門一把手被“雙規”；在此期間，郴州市原副市長雷淵利被“住房公積金第一案”牽出，一審判處死緩；而僅李大倫一案，至今牽涉的官員和商人即達百余人……看到這樣的“群貪公審圖”，相信很多人在倒吸一口涼氣之余，總算明白了曾錦春之所以惡名遠播卻多年安然無恙的緣由。一個地方“一把手”的所作所為，從某種程度上說，決定著這個地方的官場氣候。為什麼“拔出蘿卜帶出泥”的窩案屢見不鮮，為何會屢現“揪出一個，倒了一片”的“壯觀”景象？如果一個地方的“官場小氣候”業已爛透，上級有關監管部門又豈能睡著？如果一任群貪為害一方、而未能察覺或察覺到而未及時採取果斷措施，豈不也是“對人民犯罪”？

    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駛上快車道，社會生活各方面正處于轉型期，此時，各領域內還存在諸多體制性弊病和漏洞，也還有眾多利益關係未來得及梳理和協調。在這樣的特定發展階段，腐敗和反腐敗的鬥智鬥勇，尤顯激烈和白熱化。也正因如此，李金華領導下的審計反腐風暴才會得到國人的熱切關注和支持；也正基于這種認識和判斷，中央堅持把反腐倡廉視為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務。中共中央紀委常委、秘書長干以勝在26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鄭重表示：腐敗分子的確是極少數；但盡管是極少數，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要不斷地加大反腐敗鬥爭的力度，保持查辦案件的勢頭，有一個查處一個。

    對貪污腐敗的手軟，就是對人民的犯罪。李金華從未孤獨為戰。

來源：《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