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球圖》談唐代的馬球運動

馬文廷

1971年7月至1972年2月，陜西考古工作者在發掘陪葬乾陵的章懷太子李賢墓時，在墓道西避出土了一幅反映唐代馬球運動的《馬球圖》。《馬球圖》全長8.2米，南端高1.7米，北面高2.4米，畫面共有20多匹馬，騎馬人身著各色窄袖袍，著黑靴，戴幞頭。最精彩的畫面有5位騎者，打馬球者左手執韁，右手執偃月形鞠杖（唐代打馬球也稱之為擊鞠），最南面飛馳的馬上坐一人，作回身反手擊球狀，另一人回頭看蹄露在山外，山頂露出人頭和半個馬頭，最後一騎為棗紅馬，四蹄騰空，往南馳騁，騎馬人著淡綠色袍，紅色翻領，面部微紅，手中未持鞠杖。這幅《馬球圖》是國內罕見的反映唐代馬球比賽實況的藝術品，對于我們進一步研究唐代馬球運動提供了翔實的實物資料。筆者試從這幅壁畫來探討章懷墓《馬球圖》繪制的時間以及唐代馬球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一 《馬球圖》繪制的時間

要想弄清《馬球圖》繪制的時間，首先必須弄清墓主人的基本情況和當時的社會情況。墓主人——章懷太子李賢是武則天的第二個兒子^[1]，該墓是他同其妻清河房氏的合葬墓。李賢生于高宗永徽五年（654），調露二年（682），因“忤逆”罪由太子廢為庶人，並流放巴州化城縣（今重慶巴州），文明元年（684），武則天臨朝，逼令自殺，時年31歲。神龍元年（705）十一月武則天病死後，其弟中宗李顯重新登上帝位，公元706年將李賢遷葬于乾陵。李賢墓共出土了兩塊墓志銘，一塊是《大唐故雍王墓志之銘》，另一塊為《大唐故章懷太子並妃清河房氏墓志銘》，同為一人墓葬，出現了兩塊墓志，兩塊墓志前後相差５年時間，也就是說，公元706年，由巴州遷葬李賢時，是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公元711年，其妻清河房氏病逝後又重啟墓穴進行夫妻合葬。章懷太子墓志記載：“景雲二年四月十九日，又奉敕追贈冊命為章懷太子。”有的學者就提出了《馬球圖》當在此時繪制，但筆者不這麼認為，從乾陵己發掘對外開放的三座陪葬墓形制看，其中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和懿德太子李重潤墓都是“號墓為陵”，陵園規模宏大，四角都建有角樓，而且墓道都比章懷墓道長且寬。懿德太子墓墓道長100.8米，寬度為3.9米，天井7個；永泰公主墓墓道長87.5米，寬度也是3.9米，天井6個；而章懷墓墓道全長只有71米，寬度平均3.3米，這說明章懷墓的形制是王者墓葬。又從永泰、懿德兩座墓道壁畫來看，都在入穴兩側墻壁繪有左青龍、右白虎壁畫，惟章懷墓壁畫繪制的是狩獵出行圖和馬球圖。從這一情況推斷《馬球圖》繪制的時間當在公元705年之後唐中宗在位期間（705——709）。從發掘出土的章懷墓室所有壁畫看，有些壁畫有二次復制的現象，也就是說，公元711年，重啟墓穴時對有些壁畫曾進行二次復制，惟《狩獵出行圖》和《馬球圖》雖有缺損，但未見重筆跡象。由此說明，《馬球圖》是在遷葬雍王時己經繪制完成，也就是說《馬球圖》繪制的時間當在公元706年。

二 唐代馬球運動的興起

關于唐代馬球的興起，我國學術界看法不一，有的學者根據唐家人封演的《封氏聞見記‧打球篇》所說“太宗常禦安福門，謂侍世曰：‘聞西蕃人好為打球，比亦令習’”^[2]。認為唐代馬球興起于唐太宗時期。向達在1933年出版的《燕京學報》（專號之二）刊載的《長安打球小考》^[3]一文就說：“波羅球（即馬球）傳入中國當始于唐太宗時。唐以前書只有蹴鞠，不及打球，至唐太宗，始令人習此。”^[4]羅香林支持了向達的觀點^[5]，認為“唐代打球之戲，其風氣肇開于太宗時之‘比亦令習’”^[6]。20世紀50年代，蘇競存在研究了向氏、羅氏的論說以及其他有關文獻之後，對馬球起源于波斯的說法提出了異議，但也認為“我國古代的馬球，似乎是唐代從當時的西蕃各國（波斯、吐蕃等）學來的。”^[7]此外，陰法魯的《唐代西藏馬球戲傳入長安》^[8]，徐壽彭、王堯合寫的《唐代馬球考》^[9]，韓國磐的《唐朝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10]，都認為馬球興起于唐初，只不過認為馬球不起源于波斯，而是起源于吐蕃（即今西藏）或從吐蕃學來的。據文獻記載，唐代馬球興起的時間當在貞觀十五年（641）前後，因為貞觀八年（634）以前，吐蕃“未嘗通中國”^[11]，“貞觀八年（吐蕃）始遣使來朝”^[12]。因求婚目的未逞，弄讚普使“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13]。唐太宗派兵徵討，貞觀十四年，弄讚“以使者請罪，因請昏（婚），許之”^[14]。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完婚，從此，唐代與吐蕃開始和平往來，吐蕃馬球戲傳入長安就成為可能。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唐代馬球運動的興起，應源于唐太宗時期。唐太宗提倡打馬球，主要出自于對馬球運動功能的認識。他認為通過打馬球，能有效地提高騎馬技術，有利于加強軍隊的戰鬥力，正如大文學家韓愈所說“此誠為戰非為戲”，同時也是唐太宗對外來文化採取兼收並蓄這一正確政策的必然結果。唐太宗令習打球，首開唐代打球風氣，標志著唐代打馬球運動的興起。

三 唐代馬球運動發展盛況

1．馬球運動是唐代宮廷體育的主要內容

唐代打馬球風氣之盛，在我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都屬罕見。自唐太宗令習打球後，馬球運動首先在宮廷內蔚然成風。唐中宗李顯是唐代馬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身為一朝天子，多次率領文武百官、親臨梨園亭球場觀看馬球賽。景龍四年（公元710年）二月，唐中宗在梨園令三品以上官員拋（打）球、拔河，沈佺期在《幸梨園亭觀打球應制》描述了球賽的現狀：“宛轉縈香騎，飄飄拂畫球；俯身迎未落，回轡逐傍流。”^[15]另據記載：“景龍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園亭子賜觀打球。”這是一場由吐蕃球隊與唐代宮廷球隊舉行的一次馬球對抗賽。球賽最終結果，以臨淄王李隆基、嗣虢王李邕、附馬楊慎交、琥延秀為一方的唐代球隊獲勝。“中宗甚悅，賜強明絹數百段，學士沈佺期、武平一等至皆獻詩。”^[16]唐中宗親臨球場觀賽，反映了他對馬球運動的喜好。“上（中宗）好擊球，由是風俗相尚。”^[17]唐代宮廷打球，逐漸蔚為風氣。

唐玄宗李隆基（712—755年在位）是對唐代馬球運動起過繼往開來作用的皇帝。他登基前作為臨淄王時就球技不凡。在與吐蕃球隊較量時，“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敵。”^[18]表現十分出色。公元712年登基後，他仍打球不輟。直到花甲高齡，他還同羽林軍將士在驪山華清宮北繡門外舞馬臺旁的球場上驅馬爭奪^[19]。唐玄宗以後，宮廷球風日益熾盛，唐穆宗李恒（821—824年在位）、唐敬宗李湛（825—826年在位）、唐宣宗李忱（847—859年在位）、唐僖宗李儇（874年—888年在位）都是馬球迷。李儇還曾經說過“若開馬球進士選，我當為狀元。”他在逃亡期間，也不忘身帶馬球。唐昭宗李曄（889—904年在位）也是嗜球成癖的皇帝^[20]。皇宮中麟德殿、清思殿、中和殿、雍和殿以及西內苑、神策軍駐地都有供皇帝使用的球場。解放後，在大明宮含元殿遺址曾出土了一塊刻有“含元殿及球場等大唐大和辛亥歲己未月建”的“奠基石”，這表明唐文宗李昂在位時（827—840）曾在修含元殿的同時，修建了一個馬球場。

唐代的宮廷馬球熱也波及到皇親國戚、朝廷顯貴。唐中宗的駙馬楊慎交、唐德宗時的司徒兼中書令李晟、唐文宗時的戶部尚書王源中等，都喜好打球，而且顯名于時，他們分別在靖茶坊、永崇坊、太平坊各自的住宅區內自築球場。同時還出現了唐代女子擊球的記載。從文獻記載與出土文物兩方面看，唐代宗時，劍南節度使郭英乂曾“聚女人騎驢擊鞠”，從而開始了“驢鞠之風氣”《舊唐書‧郭英乂傳》。敬宗時，宮中教坊也組織伎女“分朋驢鞠”，以供皇帝觀看取樂《舊唐書‧敬宗紀》。1981年9月，在陜西臨潼發掘的一座唐墓裏，出土了四尊白陶彩繪擊球女俑。她們分別騎在飛奔的駿馬上，俯身向前作擊球狀，栩栩如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面八棱形的唐代銅鏡，鏡鈕周圍鑄有四個女子騎馬擊球的形象。

2． 唐代馬球運動在軍隊的開展被認為是軍隊“用兵之技

唐代軍隊有不少勤于打球的將帥，天寶六年（747）十月，唐玄宗李隆基以馬球為“用兵之技”，詔令全國軍隊開展馬球活動[21]。如果說唐太宗“令習打球”，促使了宮廷馬球的興起，那麼，唐玄宗將馬球“示于天下”，則推動了唐代馬球在全國（首先是軍隊）的普及與發展。唐德宗時期的徐、泗、濠三州節度使張建封就特別突出，他本是文官出身，擔任節度使後，也積極參與軍事訓練（包括騎馬打球）。他說“仆本修文技筆者，今來帥領紅旌下不能無事習蛇矛，閒就平場學使馬。”^[22]軍隊打球速度快，場面大，對抗性強。韓愈在徐州觀看了張建封參加的馬球賽後：“深感習戰非為劇。”^[23]唐代軍他有不少擊球能手，他們或“側身轉臂著馬腹”^[24]。或“俯身仰擊復旁擊”^[25]或“未拂地而還起，乍從空而側迥”^[26]。曾任神策軍將的涇原節度使同寶在潤州（今江蘇鎮江市）為李相同公即席表演打球時，“不換公服，馳聚于綏場中”，“揮擊應手”^[27]。

唐代軍隊馬球場都寬廣、平坦，就像韓愈詩中所說：“築場千步平如削”，陳、許二州節度使薛能在河南許昌修的球場接待了從徐州開往殷州（在今河南境內）的過境部隊三千人；泗州（今江蘇盱眙北）刺史杜妥也曾在球場接待龐勳的士卒四千人，這都反映出當時軍隊球場之大。當然唐代馬球除在宮廷軍隊開展外，被唐太宗稱為進入“轂中”的進士，也投身馬球運動。引人注目的“月燈閣球會”^[28]就是吏部為經過殿試之後的新科進士舉行的慶祝活動，用球賽的方式慶祝進士及第，以後成了唐代慣例，為史所罕見。在唐代，一場馬球賽，觀眾動輒數千，這在我國體育史上也不多見，這種盛況，與唐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是分不開的。

注釋：

[1]劉昫：《舊唐書》卷八六。中華書局，1975，頁2832。

[2]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打球》。中華書局標點本，1958，頁47。

[3]該文後世收入1957年出版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

[4]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81。

[5]羅香林：《唐代文化研究》。商務印書館，1944。

[6]《中國體育史參考資料》第七、八輯。人民體育出版社，1959，頁251。

[7]《中國體育史參考資料》第七、八輯。頁75。

[8]《歷史研究》1959年第6期。

[9]《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10]《隋唐五代史論集》。北京三聯書店，1979。

[11]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四。中華書局，1956，頁6107。

[12][13][14]《新唐書‧吐蕃傳》（上）。中華書局，1975，頁6073～6074。

[15]曹寅等：《全唐詩》卷九六。中華書局，1997，頁1026。

[16]見《封氏聞見記校注》。頁48。

[17]《資治通鑒》卷二○九。頁6624。

[18]《封氏聞見記》第48頁。

[19][26]參見閻寬《溫湯禦球賦》。載《文苑英華》卷五九，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本。

[20]唐穆宗“因擊球，暴得疾。”（《新唐書‧穆宗、敬宗紀》第227頁）唐敬宗“（長慶四年）二月丁未，上（指敬宗幸中和殿擊球，自是數遊宴，擊球，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惡紀。）”（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卷三十五》第3240頁，中華書局1964年標點本）唐宣宗“弧矢擊鞠皆盡其妙。”（宋王說《唐語林》第24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唐僖宗“好蹴鞠、鬥雞，尤善擊球，嘗謂憂人石野豬曰：聞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為狀元。”《資治通鑒》卷二五三第8221頁）唐昭宗“（天佑元年）自崔某之死六軍散之俱盡，所余擊球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余人，從上（昭宗）面東”《通鑒紀事本末‧卷三十八朱溫篡唐》第3595頁，中華書局1964年標點本。

[21]董皓等：《全唐文》卷三七五。中華書局，1983，頁3811。

[22][25]張建封：《酬韓校書愈打球歌》。《全唐詩》卷二七五，頁3811。

[23][24]韓愈：《汴泗交流贈張仆射》。《全唐詩》卷三三八。頁3186。

[27]劉崇遠：《金華子雜編》。頁9。

[28]“月燈閣”在陜西西安大雁塔以東。

（作者單位：乾陵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