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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達夫的婚姻

（http://tj.xinhuanet.com 2003年12月02日𨪜𨪜來源：）

　　鬱達夫，1896年11月出生在杭州富陽一個書香門第之家。18歲那年，隨長兄鬱蔓陀前往日本東京，經過半年多的補習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備班，先學文哲，後學醫學。

　　一年後獲得官費待遇，分發至第八高等學校就讀，後又轉入法學部政治學科。此間，除開始寫詩之外。應大量閱讀德、英、日、俄的小說，並開始小

說的構思與習作。22歲那年暑假乘船返國探親、母親陸氏好說歹說為他訂下了孫荃的親事。

　　孫荃是一位舊式小腳女子，比鬱達夫小一歲，自幼生長在浙江富陽縣南鄉偏僻的宵井地方，但在父親的教導下，熟讀了“女四書”和“列女傳”，能詩能文，在那時那地，可算是一個知書達理的好女子。1921年鬱達夫趁放暑假回國，與孫荃完婚。婚後，孫荃為鬱達夫生下一兒兩女。孫氏謹守婦道，相夫教子，稱得上是一位賢淑的妻子。1927年初春，鬱達夫在上海遇見了王映霞以後，孫荃開始受到殘酷冷漠的待遇。

　　王映霞本姓金，名寶琴，1907年12月22日生于風光明媚的西子湖畔，是一個出色的南國美人。由于外祖父王二南無子，金寶琴便與幼弟從小過繼給王家，改姓王，表字映霞。

　　王二南是一個有名的飽學之士，王映霞在他的熏陶和教導下，作詩填詞大有可觀。

　　在杭州女子師范學校讀書期間，王映霞喜球運動，熱衷于各種社團活動，樣樣在行。尤其是她那白嫩的肌膚，豐滿結實而又頎長的身材，加上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贏得了“校花”的頭銜。

　　從杭州女師畢業後，王映霞接受省政府教育廳的分發，遠赴浙南，擔任溫州第十中學附屬小學的教師。有一位家住溫州的孫百剛，與王二南稱得上是通家之好。王映霞從杭州遠赴溫州任教人地生疏，一個大姑娘家，必定有所不便，因此王二南便致函孫百剛就近予以照應。

　　1926年冬天，革命軍北伐的腳步已接近浙江。溫州一帶迫近戰爭邊緣。在寒假中，王映霞跟隨孫百剛夫婦一同到了上海，租屋馬浪路尚賢坊。

　　1927年1月14日，鬱達夫穿著前一天孫奎給他寄來的皮袍子去拜訪東京的同學孫百剛，第一次見到王映霞，便有驚世絕艷之感，遂邀請大家一起去吃午飯、看電影，逛大街。

　　一個星期之後，映霞20歲生日（鬱達夫已經32歲），鬱達夫特別在江浙菜館訂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以表慶賀，並送了一份生日禮物給王映霞。

　　他們的接觸受到了孫百剛的勸阻，王映霞陷入苦惱之中。于是找了一些借口，搭車回到杭州金剛寺巷7號的家裏。

　　王映霞在杭州過了農歷新年，便又來到了上海，寄居在坤范女中任教的朋友宿舍裏。她寫了一封短信，約都達夫到孫百剛家去會面。鬱達夫如期赴約，但話不投機。又過了兩天，他們在江南大飯店的一個房間裏進行了長談，王映霞提出，要和她結合，必須拋妻棄子，甚至背叛社會與家庭。又經過一段時間的你來我往，兩人的情感已達到白熱化。

　　1927年9月，鬱達夫將他和王的戀愛過程，點點滴滴記載下來，編成“日記九種”，由北新書局出版發行。內容新奇大膽，造成一時轟動。不只是把王映霞的一切赤裸裸地呈現在世人面前，簡直就是向天下宣示：王映霞就是鬱達夫的了，看你還有什麼話說。

　　1928年春天，鬱達夫與王映霞準備赴日本旅行結婚，後因故未成。于是便在杭州悄悄地舉行了一個十分簡樸的婚禮，新房設在金剛寺巷的王家。結婚後，他們來到上海。

　　由于“日記九種”的出版以及文壇上不斷地報道鬱、王的消息，使王映霞成了一個有名的大美人，她每到一處就成為大家目光集中的焦點。這使得鬱達夫心中大興妒嫉的念頭。

　　于是，便限制她外出。這便給王映霞帶來了痛苦。

　　1929年11月間，王映霞為鬱達夫生下了第一個男孩鬱飛，一年半後，又生了第二個男孩鬱雲。家庭用度也隨之增加不少，而且隱居富陽的孫荃母子的生活開支，也要靠鬱達夫寄錢去接濟。

　　1933年4月25日，鬱達夫舉家從上海遷回杭州，不到兩個月，王映霞又為鬱達夫生下了第三個兒子鬱亮。但鬱亮在世僅兩年半，因患結核性腦膜炎而夭折。

　　1935年深秋他們開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次年四月才竣工，取名為“風雨茅廬”。其間，鬱達夫煩于泥土磚瓦的幹擾，于1936年的正月十三離開杭州，到福州漫遊去了。到福州後，接受了福建省政府的委派，擔任省府參議，負責經濟設計方面的工作。當他從福建趕回時，王映霞已經遷入新居。鬱達夫在風雨茅廬只住了三天，便又趕往福州供職。這年8月13日，王映霞生下了第四個男孩鬱荀。

　　鬱達夫遠赴閩地，給王映霞減少了許多約束的力量，甚至留下了充分的空檔。她把都飛、鬱雲交給母親照管，還請了一個保姆看顧鬱茍。自己搖身一變，打扮得花枝招展，毫無顧忌地去廣結善緣了。

　　1938年12月28日，鬱達夫和王映霞攜長子鬱飛離福州去新加坡。當天晚上，南洋文藝界朋友在著名的醉林居酒家舉行了盛大公宴，為他洗塵接風。宴席上，鬱達夫結識了年僅21歲，具有傾國傾城之貌的歌星玉嬌，並和他度過了如膠似漆，甜甜蜜蜜的三天夫妻生活。

　　兩人分手後，鬱達夫仍然時時思念著玉嬌，只是無緣再見。他與王映霞之間原有的感情裂痕也因此更為加深了。正在這時，香港《大風旬刊》的編輯陸丹林寫信向鬱達夫約稿，他就將近來寫的20首舊體詩詞，加上“新注”，集成一組《毀家詩記》交予陸丹林。這組詩詞毫無保留地暴露了他們婚變的內幕，同時公開了妻子所謂“紅杏出墻”的艷事。

　　這一組詩詞轟動了國內外。對于丈夫的這一行為，王映霞自然是不能容忍的。雖經朋友多方面調解周旋，但已無法恢復過去的感情，于是協議離婚，並各在報上自登啟事宣布于眾。

　　鬱達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離婚後，李筱英突然出現，使他本來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掀起波瀾。李筱英是福建人，畢業于上海暨南大學。能說流利的英語、上海話。1941年，李筱英剛滿26歲，因和丈夫意見不合而離婚。當時她是新加坡情報部的華籍職員，後又擔任新加坡電臺的華語播音員。

　　李筱英十分崇拜鬱達夫的文學才華，並主動向他求愛。46歲的鬱達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兩人感情迅速發展。不久，李筱英便搬進都家同居。

　　但是，兩人的結合遭到了當時年僅13歲的鬱飛的反對。雖然李筱英極力想搞好和鬱飛的關係，但他始終不領情。鬱達夫礙于兒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結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了鬱家。

　　1943年，鬱達夫在印尼化名趙廉，在巴爺公務和朋友合開趙豫記酒廠。9月，經朋友介紹，和華僑姑娘何麗有結姻。

　　何麗有是廣東人，本名陳蓮有，因其貌平平，鬱達夫跟她開玩笑，改名何麗有，即何麗之有。因她沒有受過教育，不懂華文，欣然接受了這個名字。她一直以為鬱達夫是普通酒廠老板，直到1945年9月17鬱達夫被日本憲兵槍殺，人家才告訴她鬱達夫是中國文化名人。

　　何麗有和鬱達夫生了一子一女，兒子取名鬱大雅（亞），含有諷刺日本軍國主義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之意；女兒美蘭在鬱達夫被害的第二天誕生。

　　鬱達夫的原配妻子孫荃，與鬱達夫分居後就吃長素，念佛誦經，沒有再嫁。1978年3月29日逝世，享年8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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