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不惑”之年話高考

　　在中國教育領域，有哪個歷史事件過了數十年還會引發無數人回憶、感慨和紀念？這便是1977年恢復高考。

　　作為我國各類考試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考試，高考連接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關係選才育才，關乎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高考又連接著高校、社會和萬千家庭，關乎教育、社會公平，關乎民生和國家實力。

　　今年正值恢復高考40年，“係統梳理恢復高考40年來的歷程，有利于我們總結歷史經驗，加深對考試招生工作規律的認識，更加自覺有為地建設中國特色現代考試招生制度。”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強調説。

　　不忘高考“初心”

　　新中國成立之初形成的統一高考制度，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廢除。經過1966～1969連續三年停止招生之後，高校終于在1970年恢復招生，以“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十六字”方針為指導，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

　　結果是招生質量難以保證，“走後門”之風盛行，讀書無用論彌漫。“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知識越多越反動”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真實映照。1972～1973年高校招生恢復對考生文化知識的考核，不料出現“白卷英雄”張鐵生事件，“四人幫”借機發難，文化考核遂被取消。

　　轉機發生在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之後。國家百廢待興，政務要事千頭萬緒，復出的鄧小平自告奮勇抓教育和科技，並在1977年8月8日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表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

　　此前，鄧小平也在不同場合多次談到：“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大學和大學。”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正式恢復，並通過主流媒體對外發布，萬千考生重新燃起知識改變命運的希望。一時間，塵封了十幾年的老課本、數理化叢書等復習資料成了“搶手貨”。

　　1977年底，全國570多萬不同年齡、出身的人一起走進考場，27.3萬“幸運兒”被各大專院校錄取。

　　遙想當年入學場景，77級考生、就讀于清華大學電機係，現任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的王孫禺記憶猶新。他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入學第一天，係主任對我們説，‘你們一個肩膀擔的是替97個人讀大學，因為100個人中，97個都沒有機會上大學；另一個肩膀擔的是跟帝國主義賽跑，因為‘文革’已經耽誤了十年，所以你們的任務就是好好學習，好好追趕。”在王孫禺眼中，77級、78級學生是最珍惜學習機會的，每個人都如饑似渴地學習，幾乎沒有周末休息的概念。

　　“恢復高考把‘讀書無用論’的烏雲一掃而空，從此中國大地上重新響起瑯瑯讀書聲。”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顧明遠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説。

　　“恢復高考，改變的不僅是一批人的個人命運，還改變了人才的選拔機制，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我們民族的風氣，舉國上下逐步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新風尚。”瞿振元教授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説。

　　“恢復高考是中國社會由亂而治的‘拐點’，開啟了中國招生考試史乃至中國教育史的新紀元。”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廈門大學教授劉海峰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説，“公平競爭”、“擇優錄取”、“選拔人才”、“培養人才”的高考“初心”得以彰顯。

　　問題倒逼改革

　　考上大學是“金飯碗”，能“接班”（接父母的班，成為工人）是“鐵飯碗”，如果兩者皆不能，就只能在家待業。這是80年代初城鎮中學生面臨的境況。而對農村孩子而言，考上大學則是實現“鯉魚跳龍門”的唯一機會。

　　數據顯示，1977～1981年高校招生數量從“文革”前的十幾萬人增加到27萬～40萬人。由于多年停止招生和高中規模的擴大，每年考生數量多達469萬～610萬人，但錄取率僅為4.76%～6.58%（“文革”前錄取率最低的1962年，還在27%之上）。

　　在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的壓力下，高中教學“片面追求高考升學率”之風愈演愈烈。“讀高中就是為了讀大學”的指導思想嚴重阻礙了高中教學的正常實施，也扭曲了學校教育的本質。在應試教育導向下，學生負擔沉重，體質下降，偏科現象嚴重。

　　1983年底，教育部頒發《關于全日制普通中學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糾正片面追求升學率傾向的十項規定（試行草案）》，明確要求學校“不能只抓升學，忽視對勞動後備軍的培養；只抓考分，忽視德育和體育，忽視基礎知識和能力的培養；只抓少數，忽視多數；只抓畢業班，忽視非畢業班；只抓高中，忽視初中”。

　　顧明遠指出，關于批判片面追求升學率、端正教育思想的討論，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直沒有停止過。為了改變以“應試”為目的的教育現狀，80年代中期之後，國家開始倡導以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為目的的“素質教育”。1993年中央發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提出：“中小學要由‘應試教育’轉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

　　然而，“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扎扎實實”的現狀並沒有改變。人們把問題歸結于高考“指揮棒”，認為高考制度不改革，素質教育難推行。

　　1981年全國招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高校招生制度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發布，由此拉開了改革開放後教育體制改革的序幕。

　　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談松華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説，改革開放後開展的第一輪高考改革，主要是基于減輕學生負擔以適應國家對素質教育的要求，糾正高考伴生的“負效應”。考試改革被視為改革重點，科目改革被視為考試改革的重點。從原來考6門，到3+1、3+3、3+X，再到3+文綜/理綜，高考改革試圖通過盡可能減少考試科目為學生“減負”，結果一減少考試科目又被指責造成學生“偏科”。最後考試科目定在3+文綜/理綜，實際上還是6門課。“科目改革走了一個圈，始終未走出來。”談松華説。

　　高考競爭激烈依舊，學生負擔沉重依舊，“大一統”的考試格局依舊。

　　拐點出現在2002年。這一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突破1000美元，從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中等收入人群增多，對優質高等教育的需求也逐漸增多。“過去是‘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底層民眾的主要問題是滿足基本生存需要，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沒有今天強烈。而中等收入人群的擴大，社會對高等教育、主要是優質高等教育的需求急劇增長。”談松華説。

　　與此同時，全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由1998年的9.8%提高到15%，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過去“精英教育”模式下選拔和培養的人才，已難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多樣化人才的需求。高校人才培養亟待向多元化方向轉變。

　　同時，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供給量也難以滿足社會需求，尤其是211、985類高校成為稀缺資源。“擴招後，雖然一般性競爭有所緩解，可結構性競爭激化了，激烈競爭的‘主戰場’從過去的‘上大學’轉向‘上好大學’。”談松華説，“高考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要合理競爭，良性競爭。”如何緩解結構性競爭激化問題，成為高考制度改革的又一項任務。

　　2014年9月4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明確了新一輪深化高考改革的總體思路。

　　該“實施意見”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國特色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健全促進公平、科學選才、監督有力的體制機制，構建銜接溝通各級各類教育、認可多種學習成果的終身學習‘立交橋’。”

　　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採訪的多位專家看來，新的高考改革是高考制度本身對教育內外部環境變化所作的適應，也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制度性變革”。

　　改革在探索中推進

　　回望40年高考改革之路，不難發現，隨著經濟社會、教育發展的變化，高考制度一直在不斷完善，在民眾的期待中摸索前行。從標準化考試實驗，到試行保送生制度；從高校招生計劃並軌，到高校擴招；從高中畢業會考到增加春季高考；從高校自主招生到部分省市自行命題；從招生“陽光工程”到開放異地高考等等，高考制度改革從未停止過探索。

　　每一項改革都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讓改革深受質疑。比如2001年試行並逐漸推廣的大學“自主招生”制度，初衷是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使高校能根據自己的辦學特色和培養方式，選拔具有創新思維的、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但執行中出現的“腐敗”，“向知識精英階層、城市學生傾斜的精英化傾向”、“聯考內部的掐尖暗流”等問題就讓該項改革飽受詬病。

　　十年前，來自寧波的全國人大代表范誼在全國兩會上提交的一份8000字長文《關于廢除高考，創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議》，一度將高考制度改革的爭議推向“白熱化”。

　　“要不要高考”？主張廢除者認為，高考是素質教育的絆腳石。特別是一線的校長和教師，認為高考不改革，素質教育無法推行。主張改革者認為，“廢除高考”説，固然看到了高考制度的“病灶”，卻開錯了處方。因為廢除高考造成的弊病，比高考的負效應更大，唯一的出路是改革高考制度本身。

　　長期從事考試制度改革研究的劉海峰，曾在恢復高考30周年時撰文指出，總體來看，與考試技術相關的改革，大部分比較容易取得成功。如考試標準化、網上錄取、網上閱卷等依托現代科技的改革得到普遍肯定。高考時間調整也被普遍認為是更加人本化的努力。但是涉及高考次數、科目、內容、招生考試主體等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的內容時，爭議和反復就不斷出現。

　　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鐘秉林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指出，隨著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並很快進入普及化階段後，教育利益相關者增多，不同利益訴求者的價值取向不同，有時候甚至是相互矛盾和衝突的，所以政策在制定、出臺、執行過程中也會伴隨各種質疑。因此，政府要在不同利益訴求者之間進行平衡、協調甚至妥協，使政策平穩落實。

　　“理性看待錯綜復雜的爭議，須實事求是，全盤了解清楚爭議涉及的理念和實踐問題，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改革方案符合大的方向和趨勢，就要堅持。至于具體問題就要具體分析，局部應對和解決。”鐘秉林説，“自主招生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它有利于增強學生和高校的雙向選擇性，符合高考改革方向，所以應該堅持探索。”

　　鐘秉林認為，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後，公平問題更加凸顯，尤其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供給短缺問題更加突出。為了通過新高考改革進一步促進入學機會公平，政府在制度設計上加強了對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好大學”的補償政策。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關于推進高等教育招生計劃管理改革工作的意見，提高中西部地區和人口大省高考錄取率，確保2017年高考錄取率最低省份與全國平均水平差距縮小至4個百分點。同時實施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專項計劃。僅2016年，國家、地方和高校專項計劃就錄取9.1萬人，比2015年增加了1.6萬人，增幅21.3%。

　　“促進公平和科學選才是考試招生制度的兩個基本問題，也是高考改革必須始終堅持的兩個主題。”瞿振元強調説，但從靜態角度看，兩者存在一定的矛盾。比如同一張試卷，統一考試錄取，雖然能最大限度體現考試公平，可是“偏才”、“怪才”、“天才”等可能因此被“漏掉”。所以，要實現促進公平和科學選才的相互促進，必須有動態視角。好的考試招生制度應該是促進公平和科學選才的“協奏曲”，而不是發展一個去犧牲另一個。

　　為了改革穩妥推進，“頂層設計，綜合配套”，“試點先行，循序漸進”成為一以貫之的思路。“上一輪高考改革難以奏效，説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單項改革難以解決實際問題。高考改革還得做係統性、整體性、綜合性變革。”談松華坦言。

　　新一輪高考改革從建立終身教育體係出發，通盤考慮了考試制度和招生制度的有機結合，出臺了很多具體舉措。這在顧明遠看來是“具有完整性、科學性、時代性、可行性，符合我國國情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但能取得多大成效，還有待實踐檢驗。

　　盡管如此，受訪專家認為，高考改革不可能對所有問題做到“藥到病除”。高考中的很多問題，還得寄望于其他領域的配套改革。

　　“如果高考改革光靠教育係統的單兵突進，而沒有社會文化和社會誠信體係的建設，很多舉措就難以達到預期目標，甚至會走偏方向。”談松華説。（記者 劉苗苗  刊于《瞭望》2017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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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俊松